陈阿明的手顿了顿。他来南洋五年，靠修卡车攒下了一间小铺子，日子刚安稳些。

可收音机里“中国军队节节退守”的播报，和周先生信里“长江边火光冲天”的字眼，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心上。他想起出发前父亲的话：“咱是中国人，根在那边。”

“我去。”阿武突然开口，他袖口还沾着黄油，眼神却亮得惊人，“我堂哥在滇缅公路修桥，上个月寄信说，中国的车比南洋的破，路比南洋的险，可就是这些破车险路，在运保命的东西。宜昌要没了，他修的桥还有啥用？”

当晚，二十多个在码头、修车行讨生活的南洋华侨聚在周先生的杂货铺里。

有人拿出积攒的银元，有人翻出珍藏的修车工具，还有人把刚买的新轮胎捆在行李上——“听说宜昌江滩全是烂泥，好轮胎能多跑几趟”。

没人提南侨总会的号召，也没人知道这场自发的行动会不会被历史记住，他们只揣着一张手绘的长江航线图，挤上了开往香港的货轮，再转乘内河船逆江而上。

船过洞庭湖时，他们看见江面上漂着燃烧的木箱，岸边逃难的人群背着铺盖往上游跑。

阿武蹲在船舷边，用南洋话给同伴们翻译岸上的呼喊：“快！再晚就炸桥了！”陈阿明默默摸出工具箱里的胡椒瓶，那是母亲塞给他的，说“出远门，暖身子的东西不能少”，此刻他忽然懂了，这趟回家，暖的不是自己的身子，是祖国的命。

抵达宜昌港的那个清晨，江雾里全是煤烟和硝烟的味道。

他们刚跳下船，就被民生公司的人拽住：“会开卡车？会修引擎？太好了！码头那边的起重机坏了一半，全靠你们了！”

陈阿明看着码头上堆积如山的机床、发电机，还有远处江面上穿梭的轮渡，突然觉得手里的扳手，比在南洋修过的任何一辆车都重——那是要托着整个民族往生路走的重量。

“这批设备，是从上海、南京抢出来的宝贝。”出发前，兵工厂的老厂长红着眼眶对林若雪说，手里的烟卷燃到了尽头，烫了手指都没察觉，“车床、铣床、镗床……都是造枪炮的底子。

宜昌码头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天天炸，再晚一步，这些家当就全成了鬼子的战利品。”

林若雪记得那天的码头，黑压压的人挤在江边，起重机的铁臂在硝烟里起落，发出沉重的轰鸣，南洋机工们跳上卡车时，有人用生硬的华语喊：“放心，只要车还能跑，就一定送到重庆！”那声音不算洪亮，却像钉子一样钉进了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