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皮革方向盘套上，连带着手臂的肌肉都微微发颤。

掌心的汗早就把皮革濡得发亮，黏糊糊的很不舒服，可她连松松手的功夫都没有——

前方的路被雨幕糊成一片，雨刷器左右摆动，刮去一层水雾，新的水汽又立刻蒙上玻璃，视线始终隔着一层朦胧的纱，只能勉强看清前面卡车的尾灯，像两颗在雨里摇曳的残烛。

额前的碎发被从车窗缝钻进来的风卷着，贴在汗湿的颊边，混着冰冷的雨珠，勾勒出她清丽却异常坚毅的侧脸。

她本是上海兵工厂的工程师，十指本该捻着精密的图纸、握着小巧的游标卡尺，在明亮的车间里测算数据，如今却要在这荒山野岭里攥着沉重的方向盘，和泥泞、风雨较劲。

可这张脸上没有半分娇弱，只有被风霜打磨出的锐利，像寒冬里挺在枝头的梅，纵然周遭萧瑟，依旧透着不肯弯折的骨气。她深吸一口气，潮湿的空气呛得喉咙有些发紧，却让她的眼神更加清明。

后视镜里，十几辆卡车首尾相衔，在雨雾中拉成一条沉默的钢铁长龙。每辆车的驾驶室里，都坐着一个紧握方向盘的身影——除了老王这样的本地老把式，更多的是些面孔陌生的年轻人。

他们肤色偏深，眉眼间带着南洋群岛特有的轮廓，华语里混着拗口的腔调，却都有着同样专注的眼神，仿佛握着的不是方向盘，而是沉甸甸的希望。

队伍中段那辆卡车里，陈阿明正用袖子擦着被雨水模糊的眼镜。镜片上的水汽擦了又生，他索性摘下眼镜，用衣角反复擦拭，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红。

他来自新加坡，家里开着修车行，原本日子过得安稳，此刻他盯着前方的车尾灯，镜片后的眼睛里映着红光，嘴里低声念叨着闽南语的祷词，祈求队伍能平安抵达。

1938年秋，武汉失守的消息像一块巨石砸进南洋的华侨社群。

新加坡的码头仓库里，陈阿明正和阿武检修一辆刚到港的卡车，收音机里断断续续传出的战报让扳手在手里愈发沉重——“日军逼近宜昌，长江航运枢纽危在旦夕”“数万箱工业设备困在码头，抢运刻不容缓”。

这时，仓库老板、祖籍宜昌的华侨周先生红着眼圈闯进来，手里攥着刚收到的家信：“宜昌快守不住了！我侄子在民生公司当差，说现在缺司机缺到疯魔，哪怕会开半截子车的都要！”

他把信拍在引擎盖上，信纸被海风掀得哗哗响，“那些设备是咱们后方的骨头啊，没了骨头，拿什么跟鬼子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