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15日，09:00，汉普郡，朴茨茅斯海军基地（portsouthnavalbase）。

朴茨茅斯的早晨，天空呈现出一种病态的铅灰色。海风从索伦特海峡的喇叭口倒灌进来，带着英吉利海峡的湿寒。空气中没有任何属于夏日的清新，只有刺鼻的重油挥发味、高浓度含铅防锈漆的化学气味，以及海底淤泥泛起的腥气。

对于伦敦的金融精英，贵族老爷们来说，这气味令人作呕；但对于走在三号深水栈桥上的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来说，这是大英帝国维持其全球霸权所必须呼吸的空气。

庞德元帅穿着笔挺的深蓝色海军双排扣大衣，金色的袖章在阴天里依然刺眼。他的双手背在身后，脚步沉稳地踩在柚木铺就的栈桥上。

走在他右侧的，是刚刚上任一周的本土舰队司令约翰·托维上将（adiraljohntovey）。

在这个被亚瑟·斯特林强行拨快了时针的世界里，这位将军的升迁轨迹比原本的历史提前了将近半年。

就在上个月那场被提前引爆的“塔兰托夜袭”中，托维展现出了极其冷静且精准的战术决断力。踩着意大利战列舰在浅水区燃烧的残骸，他赢得了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上将毫无保留的强力举荐。

战场上的履历胜过伦敦官僚的千万句废话。

面对德国人日益猖獗的海上绞杀和大西洋上，无论是北海还是英吉利海峡日益紧张的局面，皇家海军本土舰队急需一位真正见过血、懂得如何把敌人的钢铁送进海底的悍将坐镇大门。

刚在塔兰托大开杀戒的安德鲁·坎宁安上将原本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人选，但地中海那个火药桶还需要他继续死死压住意大利人，根本无暇分身。于是，坎宁安毫不犹豫地向海军部举荐了与自己的好友兼副手——约翰·托维。

所以在七月初，一架皇家空军的军用运输机便将这位悍将从炎热的亚历山大港直接拉回了阴冷潮湿的英伦三岛，让他提前接过了大英帝国最沉重的一把利剑——本土舰队的指挥权。

而在他左侧，则是自由法国的领袖夏尔·戴高乐少将，法国海军上将马塞尔·让苏尔，以及那个穿着深灰色高定粗花呢三件套西装、手里拄着一根银头手杖的亚瑟·斯特林。

亚瑟的装扮极具欺骗性。他那身考究的粗花呢三件套，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个刚从梅菲尔区高级雪茄俱乐部里走出来、只关心赛马和股票的贵族家的公子哥。

但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