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不到疼痛。

相比于肉体上的创伤，一种更深层的、彻骨的寒意正在吞噬他的神经。

他看着远处海面上“阜姆号”留下的那团正在熄灭的火光，又看了一眼周围这艘正在缓慢进水、已经向左倾斜了15度的旗舰。

就在三个小时前，他还站在甲板上，听着收音机里领袖那激昂的宣战演说，幻想着带领这支庞大的舰队去切断英国人的喉咙，去把地中海变成“我们的海”。

而现在，仅仅三个小时。

大英帝国用最残酷、最直接的暴力，把他的幻想连同这支舰队的脊梁骨，一起打得粉碎。

他颤抖着手，试图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但手指僵硬得根本不听使唤。

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在罗马，在那座威尼斯宫里，那位刚刚宣布开战的领袖绝不会承认这是自己战略上的误判，更不会承认这是情报上的失职。

独裁者需要一个替罪羊。一个足够分量的替罪羊，来为这场毁灭性的灾难负责，来平息民众的恐慌。

没有比舰队司令更合适的人选了。

坎皮奥尼甚至已经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军事法庭的审判席，检察官的指控，以“叛国罪”或“玩忽职守罪”下达的判决书，以及……行刑队冰冷的枪口，或者绞刑架上那根粗糙的麻绳。

他不会死在海上，像个水手那样光荣地随舰沉没；他会死在刑场上，背负着“败军之将”的耻辱。

“完了……”坎皮奥尼松开了手，那根被捏断的香烟掉落在满是油污的水里。他的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哭喊声，那是一个被剥夺了所有希望的老人的哀鸣，“全都完了。”

在这个被火焰照亮的夜晚，地中海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大英帝国用钢铁和火药，在那张剛剛签署的宣战书上，盖下了一个血红的印章。

而这一切，距离墨索里尼那篇慷慨激昂的宣战演说，仅仅过去了不到三个小时。大英帝国用最现实的方式告诉了那位领袖：

海上战场，依然是皇家海军的天下。

地中海，依然是皇家海军的内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