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颖，在城南这家做精密仪器的公司待了整整八年，从普通文员熬到行政部副主管，管着十几号人，说是管理，其实也就是个夹心饼干——上面压指标，下面发牢骚，每天光是把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捋顺就耗尽了所有力气。我们公司不大不小，两百来号人，坐落在高新开发区那条长满梧桐的学府路上，厂房是灰白色的方块楼，行政楼前面立着旗杆，风大的时候国旗被扯得猎猎响，那声音听久了，像谁在撕布。

我办公桌上永远摊着三样东西：保温杯、台账本、一盆快死的绿萝。绿萝是前台小周送的，她说田姐你这人太干巴了，得养点活物。我笑，活了四十二年，头一回被人说干巴。可仔细想想，她说得对。我确实干巴。头发每天扎得一丝不苟，衣服永远黑灰两色，说话做事都按流程走，连笑都分场合——对领导是七分笑，对下属是三分笑，对客户是职业笑，笑得多了，脸就僵了，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戴了张面具。

那天是周三，十一月的天阴得像块旧抹布，我正对着电脑改下个月的考勤方案，手机响了。是我弟田勇。他一般不给我打电话，微信发语音条都嫌费事的主儿，突然打电话来，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姐，”他声音压得很低，像做贼，“周明远出事了。”

周明远是我表妹苏婉的男人。我手顿了一下，保温杯盖子拧到一半卡住了。

“什么事？”

“你回来再说，电话里讲不清。”田勇说完就挂了，干脆利落，跟他这个人一样，从来不肯多说一个字。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几秒，黑屏上映出我自己的脸，眉毛拧着，法令纹深得像刀刻的。我请了假，跟领导说家里有事，领导没多问，只说了句“快去快回”。我们这种小主管，请个假不难，难的是回来之后堆成山的活。

开车回去的路上，天开始飘雨，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左右摇摆，像在摇头叹气。我家在城北的老城区，爸妈还住在那个建了二十多年的小区里，楼下是菜市场，每天早上五点钟就开始吵，杀鸡的、卖鱼的、讨价还价的，各种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田勇在小区门口等我，撑着把黑伞，站得笔直，他比我小四岁，看着却比我老，常年在工地干活，皮肤晒得黑红，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泥灰。

“车上说。”我摇下车窗。他收了伞坐进来，带进来一股潮湿的凉气。

“周明远把苏婉打了。”田勇开门见山。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