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砸下去，到我埋他，到这二十年。全部告诉他。”

“为什么？”

她转过头，看着我。天快黑了，她的脸看不清，但眼睛亮得吓人。

“因为我不想再搬那盆花了，”她说，“二十年了，我搬够了。”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会怎么对你？”我问。

“不知道，”她说，“可能恨我，可能告我，可能……算了。”

“你不怕？”

她沉默了很久。

“怕，”她说，“但更怕他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是谁。”

我看着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她等了二十年，不是等他回来，是等他准备好。

准备好听她说这些。

准备好知道她是谁。

准备好接受一个杀了人的女人。

那天晚上，我陪她在空地站了很久。天黑透了，星星出来，风停了，草不动了。

“回去吧，”我说，“明天还要上班。”

她点点头，跟我往回走。

走到她家门口，她停下来，转身看着我。

“田会计，”她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听我说这些，”她说，“二十年了，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我看着她，忽然有点想哭。

“我明天再来。”我说。

她笑了，点点头，推门进去了。

我站在门外，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着窗台上那盆吊兰。它在月光下，叶子垂着，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纸。

我往回走，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

她家亮着灯，昏黄的，从窗帘缝里透出来。

第五天，春兰没出门。

我下班去找她，院门关着，敲了半天没人应。窗户也关着，窗帘拉着，看不见里头。

我站在门外，有点慌。

又敲，还是没人应。

我绕到后头，从那个小窗户往里看。窗帘拉着，什么也看不见。

我站在那里，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一看，是卖豆浆的老陈头。

“找春兰？”他问。

“嗯，她在家吗？”

老陈头摇摇头：“一大早出去了，背着个包袱，往村口走的。”

我心里一紧：“去哪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