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老陈头说，“问她也不说，就是低着头走。”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走了？

她不是说等建国回来告诉他吗？怎么走了？

我跑回她家门口，又敲，还是没人应。我推了推门，门开了，没锁。

我进去，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放着一张纸。

我拿起来看，是那张发黄的信纸，建国二十年前写的。旁边还有一张纸，新的，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

“田会计，我走了。别找我。那盆花，你帮我搬。”

我看着那张纸，手在抖。

我跑出屋，跑到窗台前，那盆吊兰还在。我把它搬起来，翻过来，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

我站在那儿，捧着那盆花，不知道该干什么。

春兰走了。

她真的走了。

我站在她家门口，捧着那盆吊兰，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忽然想起她说的那句话：

“二十年了，我搬够了。”

她不是等建国准备好，是她自己准备好了。

准备好离开。

准备好把一切都放下。

我抱着那盆花往回走，走到巷子口，碰见小刘。

“田姐，”她看着我手里的花盆，“这不是周建国家的吗？怎么在你手上？”

我没说话，继续走。

“田姐？”她在后面喊，“你怎么了？”

我回到家，把花盆放在阳台上。我妈看见了，问哪来的，我说朋友的。

晚上吃饭，我没胃口，吃了几口就放下了。

我妈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春兰的脸，想起她说的话，想起她站在那片杂草前面的背影。

她去哪儿了？

她能去哪儿？

她一个人，没读过书，没出过远门，能去哪儿？

第六天，我请了假。

我去镇上派出所，问有没有一个叫周春兰的女人报案或者找过。人家查了半天，说没有。

我去车站，问卖票的有没有见过这么一个人，四十来岁，瘦，背着包袱。卖票的说每天那么多人，记不清。

我站在车站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觉得自己很傻。

她要走，怎么会让我找到？

我回到村里，去了那片空地。杂草还是那么高，风一吹，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