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穿了就旧了，”她说，“放着，还是新的。”

我看着那盆吊兰，叶子在灯光下绿得发亮。

“你恨他吗？”我问，“建国？”

她想了想，摇头。

“不恨。他是个好人。要不是他，我当年可能就死了。”

“那那个人呢？”我问，“带你来的那个？”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继续吃面。

“死了，”她说，“早就死了。我埋的那个，就是他。”

我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了。

“你……埋的是他？”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平静得像一潭水。

“他把我卖了两千块钱，自己拿了钱要走。周家的人不让，说他得把人送到，钱才能拿。他不干，半夜来偷我。周家那个儿子，躺在床上，动不了，喊不出声。他进来，捂我的嘴，拖我走。我挣不开，摸到床边一个东西，就砸下去了。”

她说的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

“然后呢？”

“然后他死了。我在地上坐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把他拖到村东头那块空地，挖坑埋了。周家老两口不知道，他们以为他拿了钱走了。建国也不知道，他那时候还在镇上念书，没回来。”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些年，没人找过？”我问。

她摇头：“他是外地人，来这儿就是骗钱的，没人认识他。死了就死了。”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

“因为你有天会帮我写出来，”她说，“你不是会计吗？你会写字。你把这些事写下来，等我死了，让以后的人知道，周家的春兰，不是生来就这样的。”

我看着她，心里翻江倒海。

“你自己不会写？”

“不会，”她说，“我一天学都没上过。建国教我认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写‘春兰’两个字。”

我想起那张发黄的信纸，想起上面歪歪扭扭的字。建国写的，她认得，但写不出来。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问，“建国？”

她低下头，看着碗里的面。

“告诉他什么？说他堂哥是来卖我的？说我把他打死了？说我埋了二十年？他知道了，怎么办？告我？还是瞒着？告我，我没命了。瞒着，他这辈子心里都压着个石头。”

我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