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

我拿着报表出来，小刘在门口等我。

“老赵骂你了？”她问。

我摇摇头。

“你别往心里去，”她说，“老赵就是那个脾气。”

我回到库房，对着电脑，怎么也静不下来。脑子里一会儿是春兰的脸，一会儿是那片杂草，一会儿是建国背着蛇皮袋子的背影。

下午下班，我没回家，又去了春兰家。

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我进来，没说话，指了指旁边的小凳子。

我坐下，看着她搓衣服。她的手很粗，指节突出，是干惯了活的。

“今天又来了？”她说。

“嗯。”

“报表的事，我听说了，”她头也不抬，“你们厂里有人跟我说的。”

我没问是谁。这村里，什么事都传得快。

“你是因为我才出错的？”她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是。”

她笑了，抬起头看着我：“田会计，你不会说谎。”

我看着她的脸。夕阳照在她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

“我知道你会再来，”她说，“从你那天站在我家窗户底下，我就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跟我一样，”她低下头，继续搓衣服，“心里有事，放不下。”

我坐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她瘦，肩膀窄，但背挺得很直。

“你那个男人，”她忽然说，“是死了还是走了？”

我心里一紧。

“你怎么知道？”

“猜的，”她说，“你一个人住娘家，从不提男人孩子，也不见有人来看你。不是死了就是走了。”

我沉默了很久。

“走了，”我说，“十年了。”

“跟人走的？”

“嗯。”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抬起头看着我。

“那你比我强，”她说，“我是被带来的，你是自己留下的。”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强。

那天晚上，我在她家吃的饭。她做的面条，搁了点青菜，打了两个鸡蛋。我们坐在堂屋里，对着那盆吊兰，吃面。

“建国每次回来，都给我带东西，”她说，“上次带了一件棉袄，上上次带了一双皮鞋。我都放着，没舍得穿。”

“为什么？”

她放下筷子，看着那盆吊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