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她说，“什么都没了。二十年，就什么都没了。”

我握住她的手，凉的，越来越凉。

“建国呢？”我问，“他知道你回来吗？”

她摇头。

“不告诉他，”她说，“别告诉他。”

“为什么？”

她转过头，看着我。

“因为我现在这个样子，”她说，“他看见了，会难过。”

我想说点什么，但说不出来。

她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忽然又睁开。

“那盆花，”她说，“你帮我搬回去。”

“搬哪儿？”

“窗台上，”她说，“他回来，能看见。”

我站起来，走到墙角，把那盆吊兰搬起来，走到外头，放在窗台上。

天快黑了，风有点凉。吊兰的叶子垂着，在风里轻轻晃。

我回到屋里，春兰还躺着，眼睛闭着，呼吸很轻很慢。

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外头天黑了，屋里也黑了。我没开灯，就那么坐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的手忽然动了一下。

我低下头，看见她睁开眼睛，看着我。

“田会计，”她说，声音很轻很轻。

“嗯？”

“你帮我写的那张纸，”她说，“写了吗？”

我愣了一下。

她说的，是那天晚上，在那片空地，她让我帮她写的那些事。

“还没写。”我说。

她点点头，闭上眼睛。

“写吧，”她说，“等我死了，写出来。”

我看着她，眼泪又掉下来。

“你不会死。”我说。

她笑了，嘴角动了动。

“会的，”她说，“每个人都会。”

我坐在那儿，握着她的手，一直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她的手凉了。

我站起来，走到外头，站在窗台前。

那盆吊兰在晨光里，叶子绿油油的，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

二十年前，建国写的。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盆花，看着那张纸，看着天边慢慢亮起来。

远处传来狗叫声，有人开门的声音，有人说话的声音。

新的一天开始了。

建国是第二天回来的。

村里人打电话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