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咱俩还有救吗？”

他看着我，没说话。

然后他伸出手，把我抱住了。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

说这十七年的事，说闺女小时候，说筒子楼的日子，说那些一起熬过来的苦。

也说不说话的那些年，说各自心里憋着的话，说那些没说出口的委屈。

说到最后，他握着我的手。

“颖子，那份协议，撕了吧。”

我点点头。

第二天上班，我去找了刘科。

“刘科，食堂那边，我不去。”

刘科愣了一下。

“田姐，你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我说，“我在这厂里二十三年，从没跟领导说过不字。今天我想说一回。”

刘科看着我，眼神有点复杂。

“田姐，你这是……”

“刘科，”我说，“我知道厂里有难处。但我也有我的难处。行政科这十几年，我干得怎么样，您心里有数。要是厂里非让我走，那就按规矩来。要是因为我不去食堂就给我穿小鞋，那我就去找厂长说说。”

刘科愣了几秒，然后笑了。

“田姐，你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就是想试试，说个不字，是什么滋味。”

从科长办公室出来，我站在走廊里，忽然想笑。

原来说不字，也没那么难。

周末，我去看了林姐。

她还是那副样子，腰板挺直，眼神清亮。穿着那件穿了三年的藏青色风衣，站在阳台上浇花。

看见我来了，她放下水壶。

“怎么样？那个食堂去了吗？”

“没去。”

她笑了。

“行啊田儿，出息了。”

我在沙发上坐下，她把草莓端过来，还是那么甜的草莓。

“林姐，”我说，“我跟我家那位，不离婚了。”

她点点头，没说话。

“他把那点事跟我说了。”我说，“不是多大的事。就是俩人都憋着话，谁也没说。憋着憋着，就觉得过不下去了。”

林姐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

“田儿，”她说，“你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能忍。”

我没说话。

“能忍不是坏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