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那张诊断书，指节发白。窗外蝉鸣震得人耳朵疼，七月的上海，热得像要把人烤化。

“妈，您说什么？”

婆婆把围裙往灶台上一摔，眼皮都没抬：“房子我已经挂出去了，五百万，下午就有人来看房。”

我往前迈了一步，小腿撞在茶几角上，疼得我倒吸一口气。不是疼，是凉的，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凉气。

“妈，我这才查出来……”我的声音在抖，我知道它在抖，可我摁不住，“胰腺癌，医生说如果手术——”

“手术？”婆婆终于抬起头看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手术不要钱？化疗不要钱？你那个厂里一个月挣多少？五千？六千？够塞牙缝的吗？”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我儿子呢？”婆婆的声音突然软下来，软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还年轻，总不能……总不能……”

她没说下去，可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总不能被你拖累死。

我婆婆走了。带着我那五百万，带着我的婚房，带着我对这个家最后一点念想，走了。走之前还把我晾在阳台上的两件真丝衬衫收下来，叠好，放在我床头。一件鹅黄的，一件藕粉的，都是我结婚那年买的，穿了三年的衣裳，领口袖口都洗得发白了。

我坐在沙发上，坐了一下午。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把客厅的地板晒成一块一块的金色，又一点一点地收回去。我没开灯，就那么坐着，手里还攥着那张诊断书，纸都攥潮了。

王磊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十点。

他开门，开灯，看见我坐在那儿，愣了一下。

“吃饭了吗？”

我摇头。

他进了厨房，开火，下面条。我看着他的背影，肩膀宽宽的，后脑勺的头发还是那么倔，有一撮永远压不平。我们结婚四年，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帮他压那一撮头发，压下去，弹起来，压下去，弹起来。他总是不耐烦，说我磨叽，可我要是不帮他压，他能顶着一撮呆毛去上班，被同事笑一天。

面条端上来了，卧了两个荷包蛋。

“吃吧。”他把筷子递给我。

我看着那碗面，热气扑在脸上，眼睛发酸。

“你妈……”

“我知道。”他打断我，坐到对面，低着头不看我的眼睛，“下午给我打电话了。”

“五百万，她把钱拿走了？”

他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