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他的侧脸，等着他往下说。

“她哭了。”他说，“第一次看见她哭。她说，她不是想逼我，她是怕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没人管。”

风吹过来，吹动他灰扑扑的夹克下摆。

“我跟她说，妈，我一个人能行。”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那种我看不懂的光，“我说，您不能替我一辈子。有些事，得我自己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把橘子往我手里又塞了塞，骑着电动车走了。

后座上的编织袋一晃一晃的，慢慢消失在街角。

后来我听我妈说，赵建国找了个正经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当搬运工，一个月能挣三千多。他妈还是跳广场舞，但不再带着儿子扫街了。

有一次我在菜市场碰见她，她正在挑土豆。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没说话，转身走了。

我站在土豆摊前，看着她的背影，突然想起她说过的那句话——“我怕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没人管”。

她也是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的。

她也是怕。

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今年秋天。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宋姨住院了，让我去看看。我买了一篮水果，去了医院。

病房里只有赵建国一个人。他坐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低着头，一动不动。

我走进去，把水果放下。他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但没哭。

“怎么了？”我问。

“脑梗。”他说，“抢救过来了，但半边身子动不了。”

我看着病床上的老太太。她闭着眼睛，脸上的皱纹好像一夜之间深了许多。那个嗓门洪亮、腰板挺直的老太太，现在缩在病床上，像一个突然变小的人。

“你一个人照顾？”

他点点头。

“要不要帮忙？”

他摇摇头。

病房里很安静。窗外传来救护车的声音，远远的，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我妈年轻时，”他突然开口，声音很轻，“我爸走得早。她一个人带我，扫过大街，捡过破烂，给人当过保姆。她跟我说过，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我成个家，有个人管我。”

我听着，没说话。

“她说，她怕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他的声音有点抖，“所以她才会那样，带着我到处问……她不是坏，她就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