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贴上的。粉红色的凯蒂猫，在他苍白的手背上显得格外鲜艳，格外可笑。

三十二下。我数了。

三十二下之后，医生直起身，回头看我。口罩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疲惫的眼睛。

“抱歉。”

走廊里的灯还在闪。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我蹲下去，蹲在那个他曾经蹲过的墙角，抱着膝盖。我没哭。眼泪流不出来，都灌进心里了，灌得满满当当，堵住每一条血管。

年年。年年还在家等我。

我站起来，走出病房。走廊那么长，我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拐角处的饮水机咕噜咕噜响，有人在打热水，塑料杯烫得拿不住，来回倒手。楼下的太平间门口亮着红灯，护工推着担架床等在电梯口，被子鼓起来一个轮廓——是他。

我想追上去。脚迈不动。

“陈望来家属？陈望来家属在吗？”

有人在喊。

我张了张嘴，声音出不来。

“在这儿。”

这是我的声音吗？不像。太干，太涩，像钝刀子割开喉咙。

护工推着担架床进了电梯。门合上之前，我看见被角滑落下来，露出他那只贴创可贴的手。粉红色的凯蒂猫，在惨白的日光灯下冲我微笑。

电梯往下走。数字跳成-1，停住。

我站在电梯门口，站了很久。久到下一趟电梯来了又走，久到有人拍我肩膀，问小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丈夫刚走，我能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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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和丈夫的丧事一起办的。

灵堂设在院子里，挽联并排挂，一个是“德配天地，厚德载福”，嵌着“德厚”两个字；一个是“望重乡里，来者当思”，嵌着“望来”两个字。村里的老先生帮忙拟的，我只会点头，说谢谢。

那几天下雪。腊月的雪一层压一层，早晨扫开，傍晚又落满。年年穿着大姐织了一半的那件红毛衣，袖子还差一只，我拆了自己一条围巾给她接上，接得不齐整，一只袖子长一只袖子短。可她什么都不懂，在灵堂里爬来爬去，追那些飘落的纸钱。

来吊唁的人很多。

自来水厂的同事们凑了份子，厂长亲自送来，握着我的手说小陈是个好同志。邻居婶子们帮忙烧水做饭，厨房里锅碗响成一片，热气蒸腾，好像真的在办什么红事。

只有我知道这不是红事。

大姐的手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