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好。”

“带年年回家。”

“好。”

“你抱抱我——”

我抱紧了他。他靠在我肩窝里，像迷路很久的孩子终于找到路标。窗外天快亮了，灰白色的光从窗帘缝隙渗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才三十二岁，鬓角的白发却比公公走时还多。

“爱你四年，恨你四天，毁你四秒。”

他忽然说了这串没头没尾的话。

“恨你不早说病，恨你不肯歇，恨你……”

他没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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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十一。

大姐的手术定在那天早上。主刀医生是省里请来的专家，手术费十五万，不包括后续治疗。我签完知情同意书，把存折交给收费窗口，余额只剩三位数。

望来没能等到大姐的手术。

他是腊月初九走的，凌晨三点二十一分。

那天夜里没有月亮，病房走廊的灯坏了一盏，一闪一闪。我趴在他床边睡着了，睡得很浅，他动了一下，我就醒了。

他看着我，眼睛很亮，像退烧后的孩子。

“几点了？”

“三点。”

“年年呢？”

“在家，妈在带。”

他点点头。那几天他说话已经很费劲了，一句话要分成几段，中间喘很久。

“钱……”

“你别管钱。”

“床头柜……第二格……”

我打开床头柜。里面有一张存折，是厂里给他的工伤抚恤金，八万块。他一直没有交给我，就压在最底层，压得平平整整。

“给姐治病。”他说。

我攥着那张存折，说不出话。

“还有……”他呼吸急促起来，监护仪开始报警，我看不懂那些数字，只看见红线在跳，跳得越来越乱。

“还有……年年……”

他伸出手。我握住，手是凉的，怎么捂都捂不热。

“别让她……嫁太远。”

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监护仪拉直了。这次的声音我认识，三天前刚听过。医生护士涌进来，有人在喊“肾上腺素”，有人在推除颤仪。我被人推到墙角，靠着冰凉的墙壁，看着他们在我丈夫胸口一下一下地按压。

他的身体随着按压起伏，手臂无力地垂落，手背上还贴着那枚卡通创可贴——是年年上周来探病，非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