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九，她转出icu那天，我才敢告诉她这个消息。她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纱布，眼睛盯着天花板。我讲了很久，讲公公走了，讲望来也走了。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慢慢伸出手，攥住我的手腕。

她攥得很紧，指甲掐进我肉里。

很久很久。

“姐。”我叫她。

她没应。

“姐，你得活着。”我说，“望来把钱留给你治病了。你不活着，他走得不安心。”

她闭上眼睛。两行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进鬓发里，流进耳廓里，和公公走那天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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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三，小年。

这是望来离开的第十四天。我办完医院所有手续，抱着年年走出住院部。

雪停了。阳光落在雪地上，刺得人睁不开眼。年年戴着我那顶旧毛线帽，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半张冻红的小脸。她在襁褓里东张西望，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走了这么久还不说话。

“陈望来家属。”

有人叫我。我回头，是神经外科的护士长。她追上来，往我口袋里塞了个红包。

“科室里凑的，”她没等我拒绝，转身就走，“给孩子买奶粉。节哀。”

我站在医院门口，阳光太烈，我的影子缩成脚下一小团。口袋里的红包烫着大腿，隔着棉裤都能感到那份重量。

年年哼了一声。

我低头看她，她正仰着脸，眯着眼睛看太阳。九个月大的孩子，还不知道愁，光知道追光。

我攥着那张四十万的结算单，把它叠成很小很小一块，塞进棉袄最里层的口袋。贴着心口的位置，和望来那张工伤抚恤金存折放在一起。存折已经转给大姐交手术费尾款了，但存折皮我还留着，空的，压得平平整整。

“年年。”我喊她。

她咿呀一声。

“妈带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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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八，大姐出院。

我去接她。半个月没见，她又瘦了一圈，病号服穿在身上像挂面口袋。可她坚持自己走出医院大门，没让护工推轮椅。

“走了，”她说，“再也不来这鬼地方。”

出租车上她一直没说话。窗外的风景往后退，光秃的杨树，结冰的水渠，村口那座歪着脖子的电线杆。她盯着窗外，盯了一路。

进院门的时候她停住了。

灵堂已经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