睛亮了。

“对，猪猪，”大姐认真点头，“明年给你养一头猪猪。”

年年高兴得直拍手，饭粒从嘴边飞出去，落在桌上。

我看着她，又看着大姐。

灯光下，大姐的鬓角那撮白发还是没盖住，亮闪闪的。可她笑得比去年这时候多多了，眼角的纹路挤在一起，像两道温柔的沟壑。

“行，”我说，“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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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

年年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个布老虎。

我坐在床边，看了她很久。月光从窗帘缝钻进来，在她脸上画出一道银边。她睡着时嘴角翘着，不知道在做什么美梦。

我把那件红毛衣从柜子里拿出来，在灯下看了又看。大姐后来又织了一次，把那只接上去的袖子拆了重织，现在两只袖子一般长，颜色也配齐了。年年今年长高了十公分，毛衣穿在身上有点紧，可她非要穿，说这是姑姑织的。

我把毛衣叠好，放回柜子。

抽屉底层压着那叠医院收费单、望来的空存折皮、年年的心超报告。我把它们理齐整，用牛皮纸信封封好，写上“陈年年”三个字。

她总有一天要看的。

看她的爸爸，爷爷，姑姑，还有妈妈，是怎样一步一步，从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走过来。

我把信封放回抽屉，轻轻关上。

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了，零星的几响，像夜的叹息。石榴树光秃的枝丫伸到窗边，在风里微微摇晃。

明年春天，它会开花。

年年会在花树下跑，追那些捉不住的蝴蝶。

大姐会在门卫室里登记车牌，摘下老花镜揉眼角。

我会骑着那辆旧自行车，载着年年，穿过清水镇的每一条巷子。

风会吹过来，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火车要走一夜，远到候鸟要飞一个季节——有个人，再也看不见这些了。

可他给我们留了一个名字。

年年。

每一年，都像今天这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