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进站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我左手拖着行李箱，右手抱着睡得迷迷糊糊的二宝，背上那个鼓囊囊的双肩包里塞满了奶粉尿布，侧边口袋还斜插着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四岁的大宝紧紧拽着我的衣角，小脸上写满了长途跋涉后的倦怠与不安。

“妈妈，我们到了吗？”

“到了，宝宝，外公马上就来接我们了。”

我的声音有点哑。从广西到山东，两千多公里的路程，高铁转了普快，普快下了还要坐两个小时的汽车。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像迁徙的候鸟，笨拙地拖着全部家当往北飞。车厢里混杂的气味，孩子偶尔的哭闹，邻座大叔震天响的鼾声，还有窗外飞速倒退的、逐渐从绿意葱茏变成灰褐萧索的风景——所有这些，都让这趟归途显得格外漫长而具体。

出站口挤满了人。腊月二十七的夜晚，火车站永远是这样——大包小裹，南腔北调，呼出的白气在昏黄的灯光下聚成一片模糊的雾。我踮起脚尖张望，在攒动的人头里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

然后我看到了他。

我爸站在接站人群的最外围，穿着那件穿了至少五年的藏蓝色羽绒服，脖子上还是我大学时给他买的灰格子围巾。他微微佝着背，伸长脖子往闸机里看，双手紧张地交握在身前，又松开，搓了搓，再交握。当他的目光终于落在我身上时，那张被岁月刻出深深沟壑的脸上，瞬间绽开了一种近乎慌乱的笑容。

“爸！”我喊了一声，嗓子突然就哽住了。

他几乎是挤开人群冲过来的，先接过我怀里睡沉了的二宝，又想去拿行李箱，发现手不够用，便用胳膊肘夹着箱子拉杆，空出一只手摸了摸大宝的头。

“哎哟，我的乖孙……冻坏了吧？这手冰的。”他蹲下身，把二宝往怀里裹了裹，又抬头看我，眉头立刻皱了起来，“怎么穿这么少？南方待惯了，不知道家里冷是吧？”

还是老样子。明明是关切，说出来却像责备。

我笑了笑，没接话，只是把围巾又紧了紧。其实我穿得不少，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北方的冷是干冷，带着刀子的那种，和广西那种湿漉漉的、往骨头缝里钻的寒意不一样。我的身体还记得这种冷，但皮肤已经忘了。

去停车场的路上，我爸抱着二宝走在前面，我牵着大宝拖着箱子跟在后面。他的背影像一座移动的小山，稳稳的，只是脚步比记忆里慢了些。

“不是说了别回来吗？”他头也不回地说，声音混在嘈杂的人声和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