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脸上留下紧绷的痕迹。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拖着行李箱踏上了回老家的高铁。行李箱里塞满了给家里人买的东西：给爸爸的羊毛衫，给妈妈的羊绒围巾，给弟弟的皮带，给弟媳的护肤品套装。我还特意去买了上海的特产，大包小包的，把行李箱塞得快要炸开。

高铁驶出城市，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农田村庄。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手机里，工作群还在不断跳出消息，关于年终奖发放的传言，关于裁员名单的猜测，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赶都赶不走。

“姑娘，你也是回家过年啊？”旁边座位的大姐凑过来搭话。

我睁开眼，点点头。

“一看你就是在大城市工作的。”大姐笑眯眯地说，“气质不一样。我女儿也在上海，今年说不回来了，说要加班。唉，现在的年轻人啊，忙。”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好笑笑。

“结婚了吗？”大姐又问。

“……还没。”

“得抓紧啊。”大姐拍拍我的手，“女孩子啊，事业再好也得有个家。你看我女儿，三十三了，还在拼，我说她她不听。这女人啊，就像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就那么几年……”

我转过头看向窗外，假装被风景吸引。窗玻璃上倒映出我疲惫的脸，还有旁边大姐那张忧心忡忡又热切的脸。这个场景太熟悉了，每年回家都会遇到。亲戚、邻居、甚至不认识的路人，都会关心你的婚姻状况，像是关心一件即将过期的商品。

五个小时后，高铁到站了。老家的火车站新修过，气派了不少，但一出站，那种熟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尘土味、汽油味、路边小吃摊的油烟味，混杂在一起，组成一种叫做“故乡”的味道。

弟弟田磊在出站口等我。三年不见，他胖了些，穿着件黑色的羽绒服，手里夹着根烟。看见我，他把烟扔在地上踩灭，快步走过来。

“姐！”他接过我的行李箱，“怎么带这么多东西？”

“给家里买的。”我打量着他，“你胖了。”

“可不嘛，天天坐办公室。”田磊挠挠头，笑得有点憨厚，“快走吧，妈从早上就开始念叨，说你要回来了。”

田磊开着一辆二手国产车，车里烟味很重。我摇下车窗，冷风灌进来。

“姐，你这次能待几天？”田磊一边开车一边问。

“初五就得走，公司事情多。”

“哦。”田磊顿了顿，“那个……你弟媳妇，叫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