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颖姐，”王琳压低声音，凑近了些，“我听行政部小李说，刘总可能要调整中层，咱们部门……”她没说完，但那意思我懂。企业这两年效益下行，裁员的风声就没断过。一个刚离婚、带着孩子、状态肉眼可见不佳的女中层，在领导眼里是什么分量，我心里明镜似的。

“做好手头工作就行，”我说，声音比想象中平稳，“该来的总会来。”

王琳点点头，转身要走，又回头：“颖姐，不管你信不信，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真的。”

小姑娘眼睛亮晶晶的，看得我心头一暖，又一阵酸楚。厉害什么呀，不过是硬撑罢了。

下班去接小凯。他读小学二年级，放学总爱和同学在操场疯跑。今天却乖乖站在校门口，背着大大的书包，看见我，小跑着过来，牵住我的手。

“妈妈。”

“嗯？”

“今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家》。”他声音闷闷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你怎么写的？”

“我写……我写我和妈妈，还有外公外婆，在老家院子里吃西瓜。”他抬起头，眼睛看着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外公家？我想外公了。”

孩子的心，像最清澈的水潭，什么都映得出来。他知道这个家不一样了，知道爸爸不会再回来了。他不闹，不问，只是悄悄地把对“家”的想象，挪到了那个有院子、有西瓜、有外公外婆的远方。

我蹲下身，把他抱进怀里。“好，妈妈带你回去。”

当晚我就给父亲打了电话。老家在离这座城市两百多公里的乡下，青石镇。电话接通时，背景音里是咿咿呀呀的戏曲声——父亲爱听戏。

“爸。”

“小颖啊。”父亲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熟悉的、令人安心的粗糙质感，“吃饭没？”

“吃了。”我靠在沙发上，小凯已经睡下，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爸，我……我和陈磊，离了。”

说出来了。这半个月，我跟公司请假的理由是“家事”，跟朋友说是“冷静期”，跟母亲打电话也支支吾吾。只有对着父亲，这句话像有了自己的意志，挣脱出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戏曲声还在响，是《四郎探母》，杨延辉在那里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心里揪紧了，等着那声叹息，等着“当初怎么劝你都不听”的责备，或者“孩子怎么办”的忧虑。

可父亲只是轻轻“哦”了一声，然后问：“小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