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秋云姐结婚那天，李建斌掀开她的红盖头时，手抖得厉害。司仪打趣说：“新郎官别紧张，新娘子又不会跑。”全场大笑。

现在跑的是他。

周一那天，我请了半天假。没告诉秋云姐，自己买了最早一班高铁回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去，也许只是觉得，这种时候她身边该有个人。

我到民政局门口时，他们还没出来。我在对面的便利店买了瓶水，靠在玻璃窗边等。雨又开始下了，淅淅沥沥的，不大，但足够把整个世界弄得湿漉漉的。

大概二十分钟后，我看见他们走出来。秋云姐走在前面，撑着一把格子伞。李建斌跟在后面半步，没打伞，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大概是离婚证。

他们在门口站住了。秋云姐转过身，对李建斌说了句什么。距离太远，我听不清，只看见李建斌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朝停车场走去。他没回头，一次都没有。

秋云姐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伞微微倾斜，雨水打湿了她半边肩膀。她就那么站着，像一尊被遗忘在路边的雕像。

我走过去，把伞撑到她头顶。

她愣了一下，转头看见是我，眼眶瞬间就红了。但她没哭，只是用力眨了眨眼，把那些水汽逼回去。

“你怎么来了？”

“刚好有空。”我说谎说得面不改色。

她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们并肩往回走，雨打在伞面上，发出细密而绵长的声音。

“办完了？”

“办完了。”她从包里拿出两个红本本。我瞥了一眼，和结婚证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尺寸，只是上面写的是“离婚证”。

“他说……对不起。”

“有用吗？”

“没用。”秋云姐把本子塞回包里，拉链拉得很响，“但我还是说‘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还在乎。”她停下脚步，看着街角那家婚纱店。橱窗里的模特穿着洁白的婚纱，头纱上缀着细碎的水晶，在雨天的光线下闪闪发亮。

“小颖，你知道吗？我刚才签字的时候，手一直在抖。笔尖戳破了三张纸。”她的声音很轻，“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自愿的，我说是。说完我就想，原来‘自愿’这个词，有时候也这么疼。”

我们继续往前走。路过一家玩具店，秋云姐停下来说要给孩子们买点东西。“以后就我一个人带他们了，得哄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