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毕业，找到工作，稳定下来，我就接你和叔叔阿姨过来。”

我转头看他。夜色太深，我看不清他眼里的情绪。

“周岭，”我轻声说，“如果……如果我回不来了呢？”

他没回答。只是握紧了我的手，握得那么紧，像要把我的骨头捏碎。

我回了云溪镇。师大的毕业证锁在抽屉最底层，我在镇中学当代课老师，一个月八百块钱。白天上课，晚上去医院照顾我爸，凌晨回家还要帮我妈做手工活。那段时间，我瘦得脱了形，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大得吓人，下巴尖得像能戳人。

周岭每周打一次电话来。他说他进了省建筑设计院，说他在跟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说他租了房子，很小，但很干净。他说：“颖颖，再等等我。”

我等了。等了两年。

两年后的端午节，他回来了。开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停在巷口，引得全镇人围观。他穿着浅蓝色的衬衫，西装裤笔挺，皮鞋锃亮。他还是那么好看，甚至更好看了，身上有种镇里男人没有的从容气质。

那天晚上，他来找我。我站在自家院子的杏树下，身上还围着做饭的围裙。

“颖颖，”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我这次回来，是想跟你说……”

“你要结婚了。”我平静地接话。

他愣住。

“你妈上个月来我家，跟我妈说了。”我扯了扯嘴角，想笑，没笑出来，“说你在省城谈了个对象，是你们院长的侄女。女孩家条件好，能帮你留在省院。”

“颖颖……”他上前一步。

我退后一步，背抵在粗糙的树干上。

“是真的吗？”我问。

他沉默了。漫长的沉默。杏树的影子在地上晃动，像无数只挣扎的手。

“对不起。”最后他说。就这三个字。

我把脖子上戴了五年的玉佩拽下来——那是他大学时用第一笔奖学金买的，不贵，但他说能保平安——塞回他手里。

“周岭哥，”我用小时候的称呼叫他，“祝你幸福。”

他走了。汽车引擎声消失在巷子尽头，我蹲在杏树下，抱着膝盖，哭得像个被遗弃的孩子。但我没让他听见。一滴眼泪都没在他面前掉。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云溪镇。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张师范毕业证，回到了省城。我在人才市场挤了半个月，最后进了现在这家贸易公司，从文员做起，一点点爬到管理层。

我以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