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豆浆油条。生意很好，每天早上都排着长队。

人们渐渐不再提起李建国。这个城市太大，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旧的故事很快就会被遗忘。只有我偶尔会想，他找到阿月了吗？他还好吗？

答案在一个闷热的午后突然揭晓。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档案，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后，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田颖姐，是我。”

我花了三秒钟才反应过来：“李建国？”

“嗯。”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透着一种如释重负，“我回来了。”

我请了假，直奔他说的地址。那是城西的一个老小区，房子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墙皮斑驳，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李建国住在三楼，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第一眼看见的是阿月。

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很小，看起来不到一岁，正趴在她肩上睡觉。阿月瘦了很多，脸颊凹陷下去，但眼睛还是那么亮。看见我，她笑了，那个熟悉的、灿烂的笑容。

“田颖姐。”她轻声说，怕吵醒孩子。

我转头看向李建国。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些佝偻了。但眼神是平静的，那种经历过惊涛骇浪后的平静。

“坐。”他给我搬了把椅子。

房间很小，只有十几平米，收拾得很干净。墙上贴着孩子的识字画，桌上摆着奶瓶和尿不湿。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楼下栀子花的香气。

“怎么回事？”我问。

李建国点了支烟——他又开始抽烟了，而且抽得很凶。阿月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她被人骗了。”李建国吐出一口烟圈，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不是什么跨国婚姻诈骗，是更糟糕的事。”

阿月的眼眶红了。她把孩子抱紧了些，脸贴在孩子柔软的发顶上。

原来，阿月根本不是自愿离开的。她在回老挝的路上，被同乡的一个远房表哥骗了。那人说带她去泰国打工，一个月能挣三千人民币。阿月想着，能多挣点钱帮李建国减轻负担，就跟着去了。

结果到了泰国，护照被收走，人被关进了一家地下酒吧。整整一年，她被困在那里。每天被逼着接客，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逃跑过三次，三次都被抓回来，打得半死。

“那你是怎么找到她的？”我问李建国。

“找了一年半。”李建国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手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