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两人开了间房，但什么都没发生，就坐着说了一夜话。春梅说，她不会做对不起孩子的事，但婚一定要离。如果离不成，她就出去打工，再也不回来了。

春梅丈夫气得把家里锅碗瓢盆全砸了，但最终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建军答应给他八万块钱，算是“补偿”。春梅净身出户，女儿跟爸爸，但她随时可以看。

离婚那天，春梅从家里收拾出一个小包袱，走到村口，建军开着车在那里等她。没有鞭炮，没有祝福，只有几个小孩追着车跑了一段，被大人喝止了。

车开走时，春梅回头看了一眼。隔着车窗，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想起王伯说的那句话——“姑娘家离开爹妈不容易”。

春梅这一离开，不只是离开爹妈，是离开她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离开她十月怀胎生下的女儿，离开她熟悉的一切。前路是什么？是建军的承诺，是未知的生活，是或许永远无法摆脱的“坏女人”名声。

可她还是走了。像冬天冻僵的树，宁可折断，也不肯再弯着。

回城的大巴上，我靠着车窗，看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手机震动，是晓慧发来的消息：“表姐，陈浩接到第一个独立单子了！给一户人家做全屋翻新，虽然不大，但业主说他实在，价格公道，以后还找他！”

后面跟着个欢呼的表情包。

我笑了，回复：“恭喜。告诉他，注意安全，胳膊刚好，别太累。”

“知道啦！对了表姐，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虽然不是公立学校，但待遇还行，关键是离陈浩干活的地方近，中午可以一起吃饭！”

字里行间都是雀跃。年轻人的困境，好像总比中年人的容易解一些。因为他们有时间，有体力，有“大不了重头再来”的勇气。而春梅们，每一次选择都像是悬崖边的转身，稍不留神，就是万劫不复。

但谁又容易呢？王伯用一生怀念一个人，张薇在破碎的婚姻里捡拾尊严，蔡文静学着做别人的儿媳和妻子，我在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拉扯着自己的归属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冬天里，寻找一件可以披上的棉袄。

秋天来的时候，公司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张薇升职了，从行政专员升到主管。庆功宴上，她喝得微醺，搂着我的肩膀说：“田姐，我现在觉得，离婚不是结束，是开始。真的，我开始喜欢现在的自己了。”

二是赵大志被外派到分公司做技术负责人，要去一年。蔡文静红着眼眶帮他收拾行李，王伯坐在客厅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