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发现，公司新来的保洁阿姨总在老板办公室停留很久。

直到某天她撞见阿姨从老板抽屉里拿出诊断书——上面写着“二级智力障碍”。

而老板正温柔地给保洁阿姨梳头：“姐姐，他们今天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

我叫田颖，是宏远建材公司行政部的一个普通主管，三十一岁，在这个城市里，像一颗拧在庞大机器上的螺丝，按部就班，不松不紧。生活是写字楼格子间里恒温的空调风，是每月准时到账的那点薪水，是父母在电话里越来越频繁的、关于“个人问题”的叹气。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像复印机吐出的纸张，一张张模糊相似地叠下去，直到那一天，陈素云闯了进来。

严格说，她不是“闯”，她是被后勤部李姐领进来的，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那身过于宽大的蓝色保洁服下摆，声音蚊子哼哼似的：“大、大家好，我叫陈素云，新来的，做保洁。”

办公室里响起几声零落敷衍的“欢迎”，键盘敲击声很快盖过了一切。陈素云大约四十出头，或许更年轻些？说不准。脸上有种被生活反复揉搓后的滞涩，眼神看人时总慢半拍，带着点怯生生的躲闪。她干活倒是卖力，只是笨拙，擦桌子会碰倒笔筒，拖地时水桶咣当一声能把午休的人惊醒。没几天，茶水间就有了议论：“听说脑子不太灵光，李姐乡下远房亲戚，塞进来的。”“可怜倒是可怜，可别惹出什么事。”我通常不接话，只是心里那点说不清的、同为底层挣扎物的恻隐，让我在她又一次打翻废纸篓时，没有像别人那样皱眉，反而蹲下身帮她一起捡。

改变我对她看法，是从注意到她去老板办公室的次数开始。

我们老板周启明，四十岁，是这座城市白手起家的传奇之一，为人严肃，甚至有些冷硬，公司上下对他多是敬畏。他的办公室在最里间，巨大的红木门通常紧闭，象征着权威与距离。可陈素云，那个怯懦的保洁阿姨，进去的频率高得不正常。送水、收垃圾、擦拭书架……这些活计，似乎总也做不完。有一次，我加班到晚上九点，抱着一摞文件经过那条寂静的、只亮着应急灯的走廊，分明看见陈素云的身影印在老板办公室的毛玻璃上，就站在那张宽大的老板桌旁，一动不动，站了很久。她在看什么？等什么？

心里埋了根刺，再看她时，总觉得那畏缩底下，藏着别的什么东西。直到那个闷热的、暴雨将至的午后。

空气粘腻得像胶水，人心也浮着躁气。我因为一份加急的招标文件漏了页码，被项目经理当着众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