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材料，费用大概多少，你得自己跟他谈清楚。而且，这种事情，急不得，一步步来。”

张建军几乎是双手颤抖着接过那张纸条，像接过什么圣物一样，紧紧攥在手里，连声道谢，粗糙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起一层潮红。“谢谢！谢谢您田主管！您是大好人！我……我这就去问！谢谢！”他鞠了一躬，差点碰翻旁边的垃圾桶，然后才转身，几乎是同手同脚地、快步离开了茶水间，那身旧工装很快消失在走廊拐角。

我站在原地，慢慢喝掉那口冷掉的咖啡，苦涩从舌尖蔓延到心里。窗外那片惨白的天光，不知何时被一层铅灰色的云遮住了。要变天了。张建军和他儿子张磊的影子，还有那个陌生的“柳溪村”，在我心里投下了一小片模糊的阴影，但很快，就被下午即将召开的部门协调会、待审核的绩效考核表、以及永远响个不停的微信工作群消息挤到了角落。

日子在忙碌中继续。张建军偶尔会在打扫我办公室时，投来感激的一瞥，但再也没有主动提起律师或儿子的事。我也没问，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难关，沉默往往是最大的尊重。只是有时加班到深夜，看到他默默拖着吸尘器走过空旷无人的办公区，那微微佝偻的背影，会让我想起那个午后的恳求，心头掠过一丝微澜。

直到三个月后，一个异常闷热的下午。雷雨将至，天空阴沉得像倒扣的铅碗，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刚结束一个令人筋疲力尽的跨部门电话会议，正对着电脑屏幕上一堆杂乱的数据揉着太阳穴。

“咚咚咚。”

敲门声很轻，带着迟疑。我抬头：“请进。”

门被缓缓推开一条缝，先探进来的是一个脏兮兮、颜色模糊的蓝黑色书包，边角开裂，露出里面塞得鼓鼓囊囊的课本和杂物。然后，是一个瘦小的身影。

是个男孩。很瘦，穿着明显不合身的、洗得发灰的t恤和一条膝盖磨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一双开了胶的旧运动鞋。他低着头，头发有点长，乱糟糟地贴在额前。他就那样僵在门口，不动，也不说话，整个人透着一种与这间明亮整洁的办公室格格不入的瑟缩和……肮脏感。是的，肮脏。不是普通孩子玩闹后的那种脏，而是一种仿佛从灰土里滚过、带着汗水凝结盐渍和某种难以言喻气息的邋遢。

“小朋友，你找谁？是不是走错了？”我尽量让声音温和。这栋写字楼管理严格，很少有小孩上来，更别说这样一副模样。

男孩慢慢抬起头。

那一瞬间，我几乎倒吸一口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