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有伤。问他不说，问老头子老太太，支支吾吾，只说孩子皮，自己磕碰的。我不信！”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胸膛起伏着。“我偷偷问隔壁邻居家的小孩，那孩子说……说磊子他爷喝多了酒，就……就拿柴火棍子抽他，嫌他吃饭多，嫌他写作业费电……”他说不下去了，别过头，用手背狠狠抹了一下眼睛，再转回来时，那眼神里的火苗烧得更旺，几乎有些骇人，“那是我儿子！我不能让他再在那儿待了！田主管，我知道您有见识，认识的人多，求您指条路，找个能帮我打官司、把儿子争回来的律师！多少钱……我慢慢攒，我拼了命也攒！”

茶水间外传来同事陆续醒来的窸窣声和说话声，但这方小天地里，空气依旧沉重得让人窒息。咖啡已经凉了，我把它放在台子上。看着眼前这个几乎要被生活压垮，却为了儿子强行挺直脊梁的男人，我心头五味杂陈。同情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审慎。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是这种涉及异地、留守儿童、家庭暴力的复杂情况。我见过太多法律也无力解决的现实泥沼。

“张师傅，”我斟酌着开口，“这个事情，你得有证据。孩子身上的伤，有照片吗？医院的诊断记录？邻居的证言，对方愿意正式作证吗？还有，你前妻那边……她现在的态度是怎样的？变更抚养权，需要证明对方抚养不利，或者你这边有明显更好的条件。你现在……”我没有说下去，但目光扫过他洗得发白的工装，意思已经很明显。

张建军眼中的火光黯淡了一瞬，但随即又倔强地燃起。“证据……我去找！照片我下次回去就拍！医院……我带磊子去验伤！他娘……”他提到前妻，语气复杂起来，混杂着怨怼和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走了就没管过，头两年还寄点钱，后来听说又嫁了人，生了娃，就再没音信了。我知道我现在没条件，可……可我至少不会打他！我能天天看见他！我哪怕睡桥洞，也带着他！”

他的话语有些混乱，情绪激动。我知道，此刻再多的理性分析可能都显得苍白。或许，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律师的名字，更是一个倾听的对象，一个在绝望中能抓住的、代表“城里”“体面”“可能有办法”的浮木。而我，不幸或者说有幸，成了这根浮木。

“这样吧，”我叹了口气，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角，写下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这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在律所工作，主要接民事案子。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把情况详细跟他说说，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不过，”我加重语气，“最终能不能行，需要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