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手从身后拿出，攥着一份对折的、边角磨损严重、纸张泛黄起毛的文件，递到我面前，却又在半空停住，指尖微微颤抖。

“您……您认识靠谱的律师吗？”他问，每个字都吐得很艰难，目光紧紧锁着我，带着孤注一掷的恳求，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怕被拒绝的瑟缩。

我更加困惑了，心里那点被打扰的不耐烦被好奇和一丝莫名的警惕取代。一个保洁，找律师？我接过那份文件，触感粗糙而脆弱。展开，抬头是几个印刷体大字：《离婚协议书》。纸张很旧了，字迹有些模糊，但签字栏那里，两个名字——张建军，李秀兰——还清晰可辨。日期是七年前。

“我想把儿子要回来。”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句话，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沉重，砸在寂静的茶水间里。他不再看我，目光落在那份协议上，仿佛那不是几张纸，而是他全部人生重量的承载体。“她……她当初带不走，法院判给了我。可现在……现在不一样了。我不能让他再待在那儿了。”

“哪儿？”我下意识问，目光扫过协议上关于孩子抚养权的那一栏：婚生子张磊，由男方抚养。

张建军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那双布满老茧、指甲缝里藏着洗不净污垢的手，无意识地搓着工装裤的侧缝。“在他爷爷奶奶那儿。村里。”他顿了顿，补充道，声音更哑了，“柳溪村。离这儿……两百多公里。”

一个遥远的、与我所在的繁华都市截然不同的地名。我想象不出具体的样子，但“村里”两个字，结合他此刻的神情和手中这份陈旧的协议，已经勾勒出某种沉重的、灰扑扑的背景。我忽然想起，似乎有几次月底核对加班餐补和临时交通费时，看到过行政部提交的名单里有张建军申请周末返家的长途汽车票报销，理由总是“家中有事”。当时只是一瞥而过，未作他想。

“孩子多大了？”我问，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和。这超出了我作为一个人力资源主管的日常工作范畴，但他眼中的那团火，和那份沉甸甸的、带着时光灰尘的协议，让我无法简单地以“不清楚”或“找行政部门”来打发。

“十三了。过了年就十四。”提到儿子，他脸上的肌肉似乎抽搐了一下，那是一种混合着痛楚、思念和深深无力的复杂表情。“我……我没用。在城里挣得少，住得差，没法把他接来。本来想着，放在老家，有老人看着，上学也近……总比跟着我漂着强。”他猛地吸了一下鼻子，眼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但他死死忍着，额头的青筋都凸了出来，“可上次回去，我看见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