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之常”，目的在于“明上下、均劳逸”。

文章认为，将力役折为银钱（代役银），已是权宜之计，意在“便民输纳”。

但吴县蔡言所为，竟允许工坊主为雇工代缴，并以此抵扣商税，这彻底动摇了根本。

“此例一开，力役之征名存实亡！”文章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会导致两大恶果：

一是混淆了“四民”本末，商人竟可通过银钱彻底免除国家正役，长此以往，谁还安心务农？二是官府征役的权力被“售卖”给私人，朝廷威严何在？

至于介休的乱象，文章则一笔带过，归咎于“吏治不修，宵小作祟”，认为整顿吏治即可，无需质疑代役银本身。

《江左雅报》是老生常谈。

但是这一次，一向比较温和，而且紧跟着朝廷主流舆论的《商报》，却刊登出一篇爆论！

这篇文章，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

“商税既纳，何复征役？”

报纸上追溯徭役的来源：

“旧制，城乡徭役有别：乡野之役，修水利、筑道路，取之于乡用之于乡。”

“而市民之役，如衙门皂隶、驿传递送、官仓看守等，实为补地方官府人力物用不足。然自朝廷开征商税、推行“吏科试”制，府县已可募银雇吏，日常公务渐离民役。”

接下来，这篇文章追溯到南宋的徭役制度。

南宋时，临安等大邑曾行“免行钱”，商户纳钱代役，终罢市民力役。

今大明商税之制已立，若仍以“抵税”之名征役银，不过折绕旧弊。

官府既收商税，便当效仿古制，明文废止城市“行役”，令商民专心货殖。

《商报》直接提出城市居民免役的说法，因为他们承担的义务，已经被《商税》承担了，那为什么朝廷还要重复征税？

接下来，《商报》又进一步延伸，这一次不再是普通城市居民，而是扩展到了进城务工的雇工身上。“吴县之法，令坊主为雇工交代役银，然雇工多离乡入城，常年务工。今城市既征商税、雇工亦纳市税，再以“役”为名征银，理据俱失。”

最后，这文章还搬出了苏泽的“名实相副”，也就是权力和义务相当的理论：

“一条鞭法意在简化税役，然若未辨城乡本源，恐成新旧杂糅之弊。商贾非抗朝廷法度，但求名实相副：商税既纳，市民役银当免；雇工既离乡土，城役亦不当征。”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