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算是这样，《商报》还不是最激进的。

大的还在后面。

《新乐府报》迅速跟进，以更激进的姿态加入论战。

李贽在头版刊出长文，题为《约民说》。

文章开篇直指核心：

“上古之世，民聚而居，何以不散？盖因有约。”

“约者何？共猎则分肉，共耕则均粮，遇外敌则同御。此非天授，乃人自为。”

“后立君臣，设官府，亦为此约之延伸一一民出粟米力役，以养君吏；君吏守土安民，断讼平冤。各尽其分，各取所需。”

他笔锋一转：

“然今之“役’，早已失约之本意！”

“古之役，修沟洫、筑道路，利及乡里，民虽劳而见其功。今之役，多充衙门奔走、驿传搬运，于民何益？”

“更甚者，役折为银，不过变个名目收钱。百姓未得免劳，反多一层盘剥。介休票号之弊，非孤例也！李贽援引儒家经典：

“孔子曰：“使民以时。’孟子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圣贤所重，在民之力用于生产，非耗于无谓之差遣。”

“《周礼》有“均人’掌力政，必“丰年则公旬用三日，中年则公旬用二日，无年则公旬用一日’。其制本为恤民。”

“而今不分丰歉，不论城乡，一概征银。农人离田，工匠辍作，皆为此银奔波。岂非背圣贤之意？”他提出关键质问：

“朝廷既征田赋、商税、市税，已取民之财。为何另立“役’名，再征一道？”

“若谓养兵卫疆、设官治民需费，何不并入户税、商税之中？名目繁多，徒增胥吏上下其手之机。”对于吴县的做法，李贽并不认同：

“蔡令以坊主代缴、抵扣商税，看似巧妙，实乃承认“役银’不当征一既不当征，何须绕此大弯？”“更由此滋生新弊：小坊主匿报雇工，雇工为保工而“自愿’不登册。官府所得不增，百姓实惠未落，唯中间又多一层曲折。”

他给出结论：

“当今之务，非修修补补，而当正本清源。”

“力役之征，起于古时官府无财募工，故以民力充公。今朝廷财用已丰，各地征商税、设市舶，岁入倍增。既有银钱，何不募人充役？既可募人，何必强征民力？”

“故请罢天下力役及折役银，将其所需经费，并入正税统筹。明示百姓：尔等所纳之税，已含保安、治河、驿传诸费。自此，农专于耕，工专于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