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下“雇工役银转移”六字，又在旁注“税收抵扣”。

接着，他画了一个三角：

顶点是“朝廷”，左下是“雇工”，右下是“雇主”。

雇工对朝廷有役的义务，但通过雇佣关系，将义务转移给雇主。

雇主履行义务后，朝廷通过税收优惠给予补偿。

三角平衡，三方皆安。

但这平衡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可能：

既然雇主的“代役银”可被视为一种对雇工的“社会保障”（免役即是保障），那么朝廷通过税收激励雇主承担此类义务，是否可推广至其他领域？

比如，雇工伤病，雇主是否应承担部分救治之责？

若朝廷以税赋优惠，鼓励雇主为雇工提供此类保障，是否可行？

苏泽笔尖顿住。

他想起了原时空的“五险一金”。

那正是通过立法，强制雇主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障费用。

大明如今当然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

但吴县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雏形，利用税收工具，引导雇主承担部分社会义务。

一条鞭法，或可不止是“役折银”。

在工商发达地区，它或可化为一个框架，将百姓对朝廷的部分义务，转化为雇主对雇员的保障责任，朝廷则以税收减免作为回报。

如此，朝廷减轻了直接救济压力，雇主获得了稳定用工，雇工得到了基本保障。

苏泽在纸上写下“税赋引导，雇主担责，雇工得保”十二字。

他意识到，这已超出赋役改革范畴，触及“国家一雇主一个人”三方权责的重构。

但这想法太超前。

如今的一条鞭法，尚在试点阶段，连“役折银”尚未全国推行，何况以此为基础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可超前，不代表这件事不能想。

近代国家之路，其实就是一条福利之路。

不是施舍，是权责的重构。

农人靠地，朝廷便收田赋。

工人无地，靠手艺吃饭，朝廷如何取？又如何予？

吴县的“抵扣”，是个粗糙的模子。

但吴县经验也说明，或许朝廷可立法，让雇主为雇工的伤病、家庭福利支付一部分钱。

朝廷则以减税为报。

这般一来，百姓便觉出不同。

从前，朝廷是收税的，是征役的，是遥远的“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