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怀安来自后世，自然知道役法一直是中国古代财政的一大难题。

从秦汉的徭役，到隋唐的租庸调，到两税法，再到后世明代的里甲、均徭，到清代摊丁入亩，可以说，役法改革贯穿整个帝制时代。

而他们的核心问题始终围绕一个，那就是如何在不激起民变的前提下，让百姓为政府提供无偿或低偿劳动？

是的，任何政府就是想白票民力！花钱？能用权力，为啥要花钱？

而之前袁袭提出的市役法，其实就很类似后世北宋时期王安石改革推行的免役法，也是让百姓出钱，由政府雇人服役。

王安石推行此法时，本意是好的，让百姓出钱免役，专事生产，而政府雇人服役，提高效率。

但执行中，这项政策迅速滑向了老百姓是既出免役钱，又服差役，也就是政策一处，百姓负担却加倍了。

而为何会如此？

其实这不是什么制度设计问题，是权力问题。

当官员手握征派差役的权力，而缺乏有效监督时，任何好制度都会异化为盘剥工具。

本来官员还不晓得用什么名目去盘剥呢，上头来了个新政策，那正好，那就卖力干吧！

如此，官吏们不仅能完成上面下派的指标，完成考核，获得升迁，还能在这个过程中，再贪腐一遍。

其中，官员可以虚报项目、多征役钱；胥吏可以勾结富户、摊派贫民；富户可以转嫁负担、从中牟利。

最后受苦的，永远是底层百姓。

至于此前要废弃的旧例，对不起，那官吏们就会选择性的忘掉这一条，压根不会和老百姓说。

如此，可不就是，免役钱你交着，差役你还继续干着！

所以历朝历代，为何有识之士都觉得朝廷应该无为之治呢？因为真就是，你朝廷越折腾，下面人就越有活力去盘剥，然后老百姓死得越快！

这就是权力不对称性下的必然结果。

为何统治者只能激发当官的天良，让他们有道德，用圣贤文章规训自己？

还不是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老百姓要想稍微微有点活路，全看当官的个人操守了。

所以赵怀安晓得，袁袭那个方案提出后，最后结果也会和日后王安石变法中的结果一样，老百姓更惨。

但张龟年说的那一番话，赵怀安却更不能认同了。

老张那论调就是保义军一直以来实行的“先军主义”的自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