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7号梅琳达受到那封来自地狱的邮件开始，到3月2号第一次鸿蒙国会，短短三周多的时间改变了太多人的人生。

这段时间对于全球华人来说是一年中最放松的日子，但对于世界首富盖茨来说无疑是在煎熬和困顿中度过的。

妻子梅琳达走后他对着电脑枯坐了一夜，照片也都只看了一眼就不想再打开，因为没有人比他更能知道真假了。

他甚至记得照片上自己手里那杯库克安邦内香槟冰冷的触感，和绵密气泡在舌尖炸开的味道；也记得身边那个棕发女孩身上混合着防晒霜与某种昂贵、甜腻的香水的独特气息。

这些细节，连同当时潮湿的海风、皮肤被阳光炙烤的微痛，以及心底那份混合着刺激与隐秘堕落的快感，都随着高清晰度的像素从屏幕里汹涌地扑回来，扼住他的呼吸。

而面前的电脑，这个曾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伙伴、最忠诚的士兵、帮他征服了数字世界的工具，此刻却成了陈列他所有不堪与谎言的冰冷橱窗。

年轻的盖茨曾用它撰写改变世界的代码，规划商业帝国的版图，推演慈善项目的蓝图，甚至与梅琳达互发那些充满默契与爱意的邮件。

但现在，它沉默地展示着他人格中彻底分裂的另一面，那些他用尽三十年公众形象去掩盖、连自己有时都试图遗忘的阴暗。

痛苦地玩了两天“猜猜我是谁”的游戏之后，关于邮件发送者的身份是竞争对手？是政治敌人？是那个东方导演路宽？还是爱泼斯坦本人？或者他们根本就是同谋？

每一个假设都导向一个更深的恐惧漩涡。

那封“to bili”的邮件像幽灵一样在他脑海里盘旋，字里行间的暗示、邀请游戏的嘲弄、以及对“其他接收者”的提及，都像细密的针，不断刺戳着他试图维持的理智。

两天之后，也即路宽开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媒体镜头下开始遛鸟的同时，盖茨其实是很想给爱泼斯坦打去电话的，但他忍住了，因为不想自己露出什么马脚，毕竟现在还不能确定真正的幕后黑手，一切都是猜测。

终于在3月1号晚上，也即听证会前一天，盖茨想到照片中针对自己的那些类似“让美国再次伟大！”、“请你基于国家利益做出合理决定”等不算威胁的威胁，还是先拨通了爱泼斯坦的号码。

很快，后者标志性的、带着某种刻意从容又隐含亢奋的声音传来：“比尔，真是令人愉快的意外。希望你的夜晚和西雅图的天气一样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