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伊妃在公开信中提及的“留守儿童”，在2013年确实已开始成为民政部门文件里频繁出现的字眼，背后是数千万个因父母外出务工而被迫留守乡村的童年。

就在微信公众号带着她这封公开信的像素和字节驰骋在网络世界之前，浙省海宁市最大的中国皮革城附近的一间老旧宿舍楼里，一个从苏北来这里打工的女孩儿正躺在铁架床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她本人就是这个庞大群体的另一种写照：

父母早早离异，抚养他们长大的父亲早早地就去了沪市打工补贴家用，自己和五个兄弟姐妹生活在爷奶家。

但她和留守儿童不同的是，随着年龄逐渐长大，为了不让父亲为她的学费发愁，也为了那个同母异父的妹妹未来能多读点书，这个盐城大丰农村出来的姑娘在中考结束后自发且沉默地，把自己从“留守”状态，切换成了“流动”模式。

她先来到了浙省，因为这里相对沪市对不满她这个年龄的孩子打工有一定空间，未来也许也会去沪市投奔父亲。

这几乎是坊间笑称的底层的苏北年轻人一条心照不宣的、流淌了上百年的迁徙路线。

太平天国打过来，一批人跑去了沪市；苏北发大水，一批人跑去了沪市；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得，还是去沪市。

一百多年来，底层的苏北人就像沪市这座超级城市最坚韧、最隐形的毛细血管，渗透进它庞大躯体的每一个角落，承担着这座城市最基础、最不可或缺，也最容易被忽略的运转功能。

去沪市，投奔亲戚，找份工，几乎成了一种地域性的成年礼。

如果人生不出现一点美妙的意外，这个工牌上写着“杨超月”三个字的十五岁少女，很快就要完成这个成年礼了。

晚上9点40，她在厂里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

宿舍是典型的八人间，墙壁泛黄，天花板角落有雨水渗漏的痕迹，空气里混杂着皮革边角料淡淡的化学气味、汗味，以及窗外夜市飘来的油烟。

铁架床吱呀作响，公用卫生间的水龙头总在滴滴答答，杨超月穿着洗得发硬的棉质睡裙，侧躺在印着俗气大花的床单上，身下只铺了一层薄薄的褥子。

忙碌了一整天，在皮革城一个小厂的自家门店里，她主要负责给客人拿鞋试穿、整理货架，以及用并不熟练的本地话应付各种讨价还价。

此刻，左手食指上那道在缝纫厂留下的、已经变形的不明显旧伤，似乎也在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