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那种英国本土品牌的，或者透纳画作的复刻版画册也行。不要那种烂大街的明信片，要有点收藏意义的。”“知道了。”路宽又记了一笔。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颜料，那就买liberty london的印花布。”刘伊妃补充道，“小姑娘现在也爱做手工，liberty的布印花特别古典文艺，买几块好看的，她肯定喜欢，可以用来做画框装饰或者小手工。而且那东西轻，好带。”

路老板戏谑：“开始还说我重女轻男，你看看你对闺女多细心，儿子怎么小零食就打发了？”“因为你儿子除了喜欢踢球就是吃喝玩乐，一点其他的高雅爱好都没有，我怎么给他上心？给他找漂亮的幼儿园小姑娘陪他玩耍？像讨好他老子一样？”

路宽不接老婆的嘲讽，挑眉笑道：“喜欢吃喝玩乐好啊，接地气才通人情，他这个年龄不用上价值，怎么高兴怎么来。”

“呦呦那是有天赋，没办法。”

夫妻俩一同走下舷梯，刘伊妃还有些愁眉不展：“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评审会，感觉难度不小，需要细密筹划一番。”

“主要还是那部女同片《阿黛尔》太政治正确了，又是在法国本土，恐怕在评审会成员里拥趸不少。”“政治正确这个因素，并不是唯一性的，更不是决定性的。”路老板给老婆面授机宜，不过他也只能提供一些思路，很难记得请这次戛纳的什么细节。

况且早已时移世易。

“lgbt现在是西方社会的政治正确不假，但欧洲总算没有北美这么疯狂。”他顿了顿，“更何况，《寄生虫》就不政治正确吗？”

“《阿黛尔》讲的是少数群体的爱与痛，这确实是“政治正确’。但你要明白，在欧洲，尤其在知识分子扎堆的戛纳，政治正确本身正在受到另一种审视，那就是对“过度政治正确’可能导致艺术评判单一化的警惕和反弹。”

路宽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带着一种抽丝剥茧的冷静。

“《寄生虫》讨论的是什么？是阶级，是固化，是穷人用尽一切聪明才智试图向上爬，却被更隐秘、更坚固的结构性壁垒撞得头破血流。这在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年轻人失业率高企、社会不满暗流涌动的欧洲，引发的共鸣和刺痛感，可能比一个特定群体的爱情故事更加普遍、更加锥心。它揭示的是一种沉默大多数的困境，一种系统性的、隐形的暴力。这难道不正确？不重要？”

他看向妻子，目光锐利：“评审会上，如果有人认为《阿黛尔》必须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