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告诉自己这不是因为愤怒，不是因为想改造什么，是今年一月，医生看着她的检查报告，告诉她宝宝罹患良性肿瘤，轻声建议她去美国待产。

这个决定让她恐惧。

恐惧不是因为自己要去，而是因为她发现自己可以去，而那些没有能力离开的母亲呢？

看，有些人总是不自觉地裹挟大众来给自己提供勇气，她们真的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呢。

她把手放在刘伊妃的资料上，对方当然也可以去。

还不是今年才去的，去年就在奥克兰。

她带着孩子，在农历新年的鞭炮声还没有响起的时候，抵达了一个空气清透的南半球夏天。柴晶当然没有打算质问“你为什么要躲开？”

对抗不会让她开口，只有理解会。

她想起自己采访药家鑫父亲时，药父说临刑前儿子要捐眼角膜，他拒绝了，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

当时自己低着头用笔敲着手说：““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

那一刻她感到药父的意识在摇晃，身体在颤抖，他被自己说哭了。

那不是软弱，那是她终于“进入”了对方的生命，这一次短暂的访谈的生命。

没错，对刘伊妃，她也需要这样的进入。

不是一个记者进入一个受访者，是一个母亲，进入另一个母亲的心里和最脆弱的地方。

柴晶合上资料，闭上眼睛，试着像刘伊妃那样活一遍，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

“从母亲的感受出发，抵达一个母亲的感受。”

不评判，不预设，不让她服务于我的主题。

我只是想听她说，作为一个母亲，她看见了什么，又害怕过什么。

这才是采访，这才是抵达，也最能在不引起权力者审视的基础上，从他的演员妻子嘴里获得需要的内容，来为自己的纪录片增色、宣传。

窗外的雾霾似乎淡了一点点，但天还是灰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柴晶把笔记本合上又打开，在最后那行字下面画了两道横线。

九点四十五分，助理敲门。

刘伊妃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