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大宗伯的这次交锋，并没有几个人知晓，因为连负责写起居注的袁可立，没有履行自己作为史官的职能，记录下这一切，因为袁可立不是单纯的史官，他只是观政，而后在某个合适的时间，外放做官。对于皇帝想要采信王谦的毒计，袁可立非常理解，因为万历开海后，大明朝一直在寻找一条符合大明政治逻辑的低成本开拓办法，高道德、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开拓方式，这就是个不可能三角。

而王谦给出的策论，似乎在高道德、低成本、高效率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

当然，对于大宗伯的反对，袁可立也非常的理解，大宗伯反对皇帝采用王谦的策论，给出了五条反对意见，皇帝一条都反驳不了，因为大宗伯不是危言耸听，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一旦明火执仗的做，这些手段，立刻会用到大明人身上，而且变本加厉。

穷民苦力生生世世都是穷民苦力，势要豪右永永远远是势要豪右，当阶级高度固化的时候，就是权力彻底虚无的时刻，因为整个社会都失去了活力，整个社会都是暮气沉沉，死亡就是唯一的答案。袁可立发现，所有的政务，两难自解就已经很难了，既要、又要、还要，除了骗子之外，无人可以满足。

在大宗伯离开之后，皇帝陛下继续处理着来自大明四方的奏疏，随着社会复杂度增加，奏疏也越来越多，皇帝也对需要亲自处理的奏疏，做了减法，这种减法，自申时行当国之后，就一直在持续着。袁可立拿出了一本早就写好的奏疏，等到陛下处理完今天的奏疏时，他站了起来，来到了皇帝面前，俯首说道：“臣有奏疏呈送。”

“哦？”朱翊钧非常感兴趣的拿来了袁可立的奏疏，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因为袁可立这本奏疏的题目就六个字《再论克终之难》，他看完了袁可立的奏疏后，面色变得非常严肃了起来。

一个君王，往往年轻的时候，英明神武，锐意进取，可到了晚年，往往会变得昏聩，克终之难张居正讲了无数次，这个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而袁可立的奏疏，从三个角度去讨论了克终之难的必然性，这是权力异化的必然结果。

权力对私欲的放大、权力对信息的阻塞、权力会让人们遗忘，忘掉自己来时的路，忘记初心，忘记权力的来源，忘记需要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放大、阻塞、遗忘，并非单独出现，而是一起出现，一起作用，最终导致克终之难的爆发。“权力对人的异化，你这篇奏疏很好，朕打算一字不改，转发邸报。”朱翊钧高度认可了袁可立的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