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女儿，“妈妈只是在想事情。”

婆婆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刚炖好的鸡蛋羹：“薇薇，我给你炖了点鸡蛋，最近看你脸色不好。”婆婆声音温和，带着乡下人特有的质朴关怀。

“谢谢妈。”陈薇接过碗，热气模糊了她的眼镜片，“您带孩子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婆婆摆摆手，“倒是你，工作家里两头忙，我看明明天天闲着，也不多帮帮你。”

陈薇没有接话。她曾经试图让周明分担家务，得到的回应是：“我工作一天够累了，这些本来就是女人该做的事。”那时候她挣得还没他多，在商场做会计，每月四千二，比他少两千。周明是中学体育老师，工作稳定，有寒暑假，确实有更多时间发展爱好——轮滑、登山、钓鱼，他的生活丰富多彩。

而她呢？上班，下班，做饭，打扫，带孩子。即使后来她考进社区，工资慢慢涨上来，甚至利用业余时间考了社工证，开始承接一些社区心理辅导的小项目，家里的模式依然如故。

转变发生在两年前，社区对面那家花店转让。陈薇犹豫了一周，用自己攒的八万块钱和母亲支援的五万，盘下了店面。周明当时反对：“你已经有稳定工作了，开什么店？赔了怎么办？”

“赔了算我的。”陈薇记得自己当时这样说，声音很轻，但异常坚定。

花店取名“薇光”，她每天六点起床，先去店里打理一小时，再赶去社区上班。午休时间回去照看，晚上下班后继续忙到九点。婆婆帮忙接孩子，母亲时不时塞钱过来——“你们刚起步，压力大”。周明呢？他说：“你自己选的路，别指望我帮忙。”

第一年勉强保本，第二年她调整策略，增加绿植租摆业务，对接了几家小公司和两个小区的物业，生意渐渐好转。如今店里每月净利润八千打底，加上社区工资三千，税后一万二左右。而周明，体育老师，工资条上的数字六年如一日：六千三。

经济地位的变化没有立即改变家庭权力结构，但却在陈薇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她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忽略的细节：周明如何在她表达不同意见时皱眉；如何在她说想买某件衣服时说“不适合你”；如何在她说想报名参加一个社区治理培训时说“有什么用”。

最刺痛的一次，是她母亲生日，她想买一条一千多的珍珠项链。周明说：“没必要，你妈又不讲究这些。”可她明明看到上周他给自己母亲买了一件八百多的羽绒服，眼都没眨。

那天晚上，陈薇对着浴室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