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断这难得的交流。

“你唱《茉莉花》，穿一条白裙子，很美。”张立国继续说，依然看着天花板，仿佛在自言自语。

那是他们厂里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她作为压轴表演了《茉莉花》。那时他们刚结婚一年，她还怀着一个多月的身孕，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你那时候怀孕了，在台上吐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张立国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只有我知道。”

林淑芬也跟着笑了，眼中却涌出泪水：“你还说，那天可把我羞死了。”

沉默再次降临，但这次不再冰冷。

“淑芬。”过了一会儿，张立国轻声唤她的名字。

“嗯？”

“我对不起你。”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心门。林淑芬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但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我不知道怎么了...就是说不出来。”张立国的声音有些哽咽，“心里有很多话，但一到嘴边，就说不出来了。”

林淑芬伸出手，轻轻覆在他的手上。他的手颤抖了一下，但没有抽走。

“退休那天，厂长说感谢我三十年的服务，送我一块纪念牌。我回家想告诉你，但看到你忙碌的样子，突然觉得说不出口。我觉得自己没用了，成了一个靠退休金吃饭的老头子。”

林淑芬紧紧握住他的手：“你怎么会没用？这个家离不开你。”

“这个家离得开我。”张立国摇摇头，“你那么能干，把一切都打理得好好的。儿子也成才了，有了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原来是这样。林淑芬终于明白，丈夫的沉默不是针对她，而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他无法接受自己的衰老和无力，把所有的失落和沮丧都埋在心里，最终变成了一堵隔绝一切的墙。

“你不是多余的，”林淑芬坚定地说，“从来没有是。”

张立国转过身，第一次在黑暗中正视她的眼睛。那双曾经明亮的眼睛如今布满皱纹，却闪烁着久违的真挚。

“我们再试试，好吗？”他问。

林淑芬没有立即回答。她想起这些年的委屈和痛苦，想起那些被无视的日子，想起自己度日如年的抑郁。离婚的念头曾经那么强烈，甚至在张立国住院前，她已经偷偷咨询过律师关于老年离婚的程序。

但此刻，看着丈夫眼中闪烁的泪光，她明白自己从未真正放弃过这段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