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在改一份报表。

“刘昭先生。”对方嗓音清秀，听著很年轻，“我是兰英镇的茶楼老板，您父母病危，托我联繫您回乡处理。”

我握著手机，愣了很久。

兰英镇。这三个字像一把钥匙，插进脑子里某个锈死的锁孔。

“对於过去发生在您身上的家事，我深表同情。”他说，“但生死大事，还需將二老的意愿带给您。”

“你——”

“祝您生活愉快，我们来日再会。”

掛了。

我站在出租屋窗前，外面车流人声，是我努力了十几年才挤进来的世界。可那一刻我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敲钟。

父亲没上过学，普通农民，酗酒，好赌。母亲是残疾人，痴呆，没有自主意识，连话都说不清楚。这是我对自己说过无数遍的话，像念经，像上锁，给自己建一堵绝情的墙。

可那堵墙开始鬆动了。

我想起一些事。父亲没喝酒的时候，偶尔会带我去赶场。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一路无话。路过卖糖葫芦的，他会停下来，问我想不想吃。我说不想，他就不买了。可有次他自己买了一根，递给我：“吃吧，看你馋的。”

那年我七岁。

母亲呢？她是什么时候变成那样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很小的时候，她会抱著我哼歌，会在我发烧的时候整夜整夜不睡。后来她就不看我了，只会坐在火坑边，低著头，啊啊地喊。

我问过一次。父亲打折了我的腿。

不问了。

两个月后，我还是坐上了回乡的火车。

兰英镇一点没变。街口斑驳的水罐，两侧年迈的瓦房，空落落的小巷，长了皮蘚的电桿。那些腐烂生疮的回忆涌上来——被老头踩在脚底吐痰，被邻居告状倒吊天花板，被长辈藏起来褪去衣服——我打了个哆嗦。

我没回家，先拨了那个电话。

“刘先生到了吧。”那声音像早就在等，“破庙附近的小路往里走，茶楼就在这里。”

破庙我知道，儿时跑来敲过锈钟。可那旁边什么时候多了条小路？

我往里走。

在一片刀鐫般的竹丛里，居然坐落著一间双层小屋。古朴的木匾上四个红字：如意茶楼。

门內走出一道清秀的身影。一身长衫，长发束后，五官鐫刻得像一节高挑的翠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