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超囚解进京，自请移镇下邳，进图关洛。

刘裕在击灭南燕的作战中，最高明的战略指导是善于从敌我双方政治、经济、自然地理等诸多方面权衡优劣，做出相应的作战决策。比如刘裕从分析燕人“不知远计，近利掠获”的心理状态中，定下了越大岘险山、直冲燕军京师的战略；针对燕军骑兵众多、机动和突击力强，长于平原作战的特点，采取以车战为主，配合以步、骑兵制胜的方针。既以车阵阻挡了骑兵的冲击锋锐，又发挥了车兵、步兵以弓箭矢石与长矛杀伤敌人的威力。使车战这种已从战国之后很少再成为战场的主要作战形式，又于特定的环境中，重新显示了它的异彩，体现了古代兵法“兵无常形、水无常势”的用兵法则。在深入燕境之后，刘裕便采取了以军事打击为主与政治上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他一方面安抚百姓；一方面招降燕军官吏，使南燕的一些重要大臣、将吏不断投向晋军，每日归附的百姓也多达千人以上。这使燕军的士气受到严重的打击，军无斗志，人心思降，终于使自称拥有“铁骑万乘”的南燕君主慕容超，成了坐困孤城束手待毙的孤家寡人。

慕容超愚笨无能，缺乏应有的战略远见，也是促成晋军获胜难得的客观因素。南燕并非没有谋臣战将，像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桂林王慕容镇、将军贺赖卢等都曾极力向燕主慕容超提出过颇为高明的战略决策，但均被慕容超弃之不用。若南燕能够按照公孙五楼提出的扼守大岘，阻敌深入，精骑沿海南下，切断晋军粮道，再以骑兵两面夹击的作战方针行动，那么东晋能否如此顺利地击灭南燕，无疑又当别论。由此看来，从相对意义上讲，慕容超弃险不守，纵敌入岘，固守京城广固，将腹心要害地区拱于让于晋军错误的作战指导，几乎成了南燕战败偶发的决定性因素。

话回正题，刘裕剿灭南燕，押解燕王慕容超入京，晋朝廷下令诛杀了慕容超，加刘裕兼青、冀二州刺史，拟许便宜行事。时，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二月。

不久，却不料卢循攻陷长沙，徐道覆陷南康、庐陵、豫章，顺流而下，将袭晋都，江东大震，急得晋廷君臣，不知所措，只好飞书召传刘裕，率领军队还援。盈廷只靠一人，怪不得晋祚垂尽。

原来当初，元兴元年（402年）三月，孙恩兵败自杀，孙恩的残余部众数千人推举卢循为首领。

当时，太尉桓玄打算用安抚的手段使东部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于是，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虽然接受任命，但是却依然为非作歹，行劫施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