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很认真地问道：“岂是为了一己之官位禄秩？岂是为了终日唯唯诺诺，做个泥塑木雕般的清贵之臣？我常思，当今国势，表面承平，内里却是积弊丛生，冗官、冗兵、冗费，犹如附骨之疽，侵蚀国本，百姓困于赋役，边陲时现警讯，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岂是优游林下之时？”

这话其实说出来挺得罪人的，因为王陶和曾巩都在馆阁里呢。

不过王安石显然不在乎这些，他继续说道。

“我之志在于经世致用，在于革故鼎新，我欲效法古之贤臣，厘清吏治，整顿财政，强兵富民，而这些构想，非埋头于故纸堆中所能得，亦非仅凭记录君言臣行所能推行，需要扎根于实务，需要洞察钱谷刑名之细微，需要如子衡这般，去地方上与胥吏、商贾、边将乃至底层百姓打交道，知其疾苦，明其利弊！”“若困于修注之职，终日禁锢于宫禁之内，与真实民情隔膜，与繁琐实务脱节，纵有满腔抱负，万千筹划，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

“故而，辞修起居注，非是不慕名利，实乃不敢因虚名而废实政，不敢贪图捷径而偏离初心！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而“职不合亦不敢虚与委蛇’，我宁愿行此“拗’事，受些非议，也要守住这方能够切实做事的天地。”

一番长篇大论，直抒胸臆，王安石将自己那迥异于常人的抱负、性情与行事逻辑，都说了出来。怎么说呢，不管王安石的变法思路如何，此人确是有大志向、大魄力之辈，其思维之缜密、性情之执拗，以及对“实务”近乎偏执的看重，都在此番话语中展露无遗。

而王安石这种人，在讲究循资升迁、看重清要官职的大宋官场中，虽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此时这番话，却也因其纯粹与坚定，别具一种撼人的力量。

王陶先举杯道：“介甫志存高远，坚守本心，不为浮名所动，不畏人言可畏，在下佩服。”陆北顾也跟着举杯：“这杯酒，敬介甫兄这番肺腑之言，亦敬我辈读书人心中那份未曾泯灭的经世之志！”

“敬介甫兄！”曾巩没说出太多话。

王安石见众人理解，也是举杯慨然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