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石同志的错误言行，并指示省委组织部、老干局对其进行专门的谈话教育。只是看来，效果还不明显，他的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他本能不想给祁同伟贴金，但这件事是公开的，他无法隐瞒，不如顺势说出来，显得省委早有动作。

祁同伟上面有天线，他现在和祁同伟也没有矛盾，贸然抢功，反而会让关系恶化。

电话那头跳过了这个话题，转而问道：“大风厂的具体拆迁和职工安置问题，你们省委打算如何彻底解决？”

沙瑞金精神一振，这是展现他掌控力和行动力的时候：“请领导放心，我正在主持召开省委临时常委会，专题研究部署大风厂事件的善后工作。我们将组成专项工作组，由省领导牵头，依法依规、公平合理地彻底解决大风厂的产权纠纷和职工安置问题，确保类似事件绝不再次发生。”

一个千人工厂的拆迁，若非闹到如此地步，根本入不了这个层级的法眼。

通常区长处理便可，市委书记过问都算重视。

对方显然也志不在此，得到沙瑞金“正在处理”的承诺后，便不再追问。

然而，紧接着，电话里的语气似乎略微沉下了一分，问出了一个让沙瑞金心头骤紧的问题：

“另外，我们了解到，在昨晚事件发生、情况未明时，省委副书记高育良同志曾紧急打电话向你汇报，但被你的秘书以你已休息为由拦下了。是否有这件事？”

沙瑞金心中一沉。他知道，政法系统的问责线是独立的，高育良肯定也已经接受了问询。

高育良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替他背这个“瞒报”的锅，实话实说是最自然的选择。

他深吸一口气，措辞谨慎地回答：“是的，确有此事。当时大约是凌晨……具体时间秘书有记录。高育良同志打电话来时，我确实已经休息。我的秘书考虑到我连日基层调研非常疲惫，已经睡下，而根据他当时从高育良同志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已在现场，局面得到初步控制——因此，他和高育良同志都误判了事态后续发展的严重性和紧急性。所以，我的秘书向高育良同志说明我已休息后，高育良同志并未坚持要求必须立即叫醒我。”

他的表述极其讲究：强调了李达康在场且“控制局面”，将“误判”归为秘书和高育良共同的责任，最后点出是高育良自己没有坚持。

逻辑上似乎能自圆其说。

然而，电话那头的人，岂是能被轻易绕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