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留高育良家的电话，然后不幸被吴惠芬接听，甚至被恰巧在场的梁璐听闻，又会横生枝节。

在他看来，这种“咎由自取”的磨难毫无意义，是成熟政治家必须避免的低级错误。

经过两个月的相处观察，他基本确认了震旦大学那位年轻讲师沈毅的人品与可靠性。

于是，他坦诚相告了自己的部分计划与顾虑，获得了沈毅的理解与支持。最终，他留给北大招生办的联络方式，是震旦大学经济系办公室的电话，并明确注明由沈毅老师转达。

在这个固定电话为主流的年代，由他人转接通知是常态。他与沈毅、高育良之间，已然形成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保密链条：沈毅接到北大通知后，会拨打高育良的系主任办公室电话，确认环境安全后，再告知情况；高育良则会通知祁同伟，由祁同伟择机在安全环境下，主动给北大回电。

就在他将推荐信与论文寄出整整二十天后，午后，他接到了高育良的消息。来到办公室的电话房，高育良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听不出太多情绪：“同伟，来我办公室一趟。”

祁同伟放下电话，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拨出去一个电话，大声聊了几分钟，便离开了电话房。他知道，决定他能否跳出汉东这片泥沼的第一个关键回音，或许已经到了。

整理了一下衣着，祁同伟神情恢复了一贯的沉稳，迈步向汉东大学政法系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