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布下那个卑劣的“仙人跳”陷阱时，却愕然发现，目标再次消失了——祁同伟已接到通知，悄然离开岩台，前往省城京州，在省公安厅的统一安排下，为进京受奖做前期准备和相关培训了。

九十年代的通讯极为不便。一部手机售价高达五千元，入网费还需五千，每月固定套餐费用一百五十元，这还不包含高昂的通话费。

纵然祁同伟深知移动通讯在未来信息传递和人脉网络构建中的重要性，面对这笔足以瞬间掏空他所有积蓄（包括高育良给的那笔钱）的巨大开销，也只能理性地暂且搁置。

这会让他资金的容错率过低，难以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其他更需要用钱的关口。

而那些受梁瑾驱使、混迹于底层的喽啰，自然更不可能配备如此昂贵的通讯工具。

因此，当梁瑾费尽周折将“目标已转往京州”的消息传递到岩台时，祁同伟早已置身于省公安厅的宿舍内，深居简出，在公安厅办公室的指导下专心准备进京事宜。

京州是梁家经营多年的大本营，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无处不在。祁同伟对此心知肚明，故而警惕性提到了最高。

他谢绝了一切所谓的“接风宴”、“庆功酒”，无论是泛泛之交的同事，还是昔日同窗的邀请，一律婉拒。

即便是一位大学时代同寝四年、关系深厚、且与梁家绝无瓜葛——这方面有上一世的证明——的老同学真心相邀，他也硬着心肠，以需要静心准备为由坚决推辞，哪怕因此让对方感到不快。

在祁同伟的价值排序里，所谓的“面子”、“人情”乃至短暂的友情，在关乎前程命运与人身安全的根本利益面前，皆可舍弃，无足轻重。

正如他前一世可以为了向上攀爬而做出那惊世一跪、哭坟、锄地等种种抛开尊严的举动一样。

这一世，他同样绝不会因一时抹不开的情面，或是贪图表面的热闹，而让自身暴露于任何一丝不可控的风险之下。哪怕这种风险在旁人看来只是微乎其微的“想多了”。

他阅览和研究过太多案例卷宗，深知多少精心布局毁于一时的侥幸、疏忽与所谓的“不好意思”。

这种极致到近乎偏执的谨慎作风，同样贯穿在他对北大博士招生关键环节的安排上。

他早已料想到，若能通过初筛，面试或进一步联系的通知，极大概率会通过电话进行。

若按某些戏剧化的蹩脚桥段，可能会将联系方式留成岩台缉毒中队的公开电话，弄得人尽皆知，平添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