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名家如数家珍，见解独到，更难得的是，他能从画作气韵、笔法细节中，引申出对天地自然、历史人文乃至世道人心的感悟，每每发人所未发，令李翰林听得拍案叫绝，引为知音。而当李翰林谈及朝政弊端、世风日下时，陆明渊虽言辞谨慎，不直接抨击，却也能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表达对“清正廉明”、“民心所向”的推崇，对“奸佞当道”、“民生多艰”的隐忧，其态度与李翰林心中所想不谋而合，更让李翰林觉得此子不仅才学出众，更难得的是胸有丘壑，心怀天下。

一来二去，两人便熟络起来。李翰林时常邀陆明渊至其位于外城东面“澄清坊”的宅邸（也是一处不大的四合院）品茶论画，偶尔也引荐几位同样风骨铮铮的同僚或友人。陆明渊以“墨尘”之姿，从容周旋其间，言语得体，见解不俗，又不失文人风骨，很快便在这小小的清流圈子里站稳了脚跟。

通过这些交往，陆明渊对玉京官场，尤其是中下层清流官员的处境与心态，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他看到了李翰林等人的风骨与坚持。他们俸禄微薄（李翰林身为七品编修，年俸不过数十两，加上些微“冰敬”、“炭敬”，勉强维持一家人在京城的体面生活），生活清苦，却依然恪守读书人的气节，不屑与严嵩、刘瑾之流同流合污，甚至屡屡在职权范围内，上书直言，弹劾不法，虽然大多石沉大海，或被轻描淡写地驳回，却始终未曾放弃。他们聚在一起时，常常痛心疾首地议论时政，为国家前途、百姓疾苦而忧心忡忡，那份发自内心的忧国忧民之情，在如今这污浊的朝堂中，显得尤为珍贵。

陆明渊也看到了他们的无力与无奈。官职低微，人微言轻，背后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支持，他们的声音很难直达天听，更难以撼动严、刘二人经营多年的庞大利益集团。他们所能做的，往往只是守住自身清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比如编纂史书、起草诏令时尽可能秉笔直书，或是在同僚间传播一些正直的言论）施加一些微弱的影响。面对越来越沉重的税赋、越来越猖獗的贪腐、越来越紧张的边关局势，他们常常感到深深的挫败与焦虑。

更让陆明渊深思的是，他察觉到，在这群清流之中，也并非铁板一块。有人纯粹出于道德理想，有人则掺杂了因仕途不顺而产生的愤懑；有人是真的想匡扶社稷，有人则可能只是将“清流”身份当作一种区别于“浊流”的政治标签，借以自抬身价或聚集同道。其中微妙的分歧与算计，同样存在。

但无论如何，李翰林这批人，是陆明渊在玉京接触到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