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二百八十万锭以外，明确讲是由“各省备用”，而未提路府州县。或者可以说，由于“藏富之所，聚于诸省”和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元中后期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已是在朝廷与行省之间进行（腹里地区除外），地方留用财赋的支配权由行省掌握，主要用途是“以给军响、百官之禄秩”。

第三，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各州上供数额只是留州、送使之后的自然余数，通常明显低于全国两税收入总额的一半。元代由岁钞所反映的中央与地方财赋分割比例，竟达到7：3。显然，元朝廷所占7╱10的比重高于唐代，某种程度上又是两宋尽收州县财赋于中央政策的继续。附带说一句，明代中央与地方盐税等分割比例是八分起运，二分存留，而且也是在中央与各省之间分割的。这种分配办法与元岁钞七三开模式，不可能没有因袭关系。

第四，由于世祖末以后行省兼有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最高官府的两重性，行省在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行省仍然主要充当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行省除了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和严格控制路府州县的财赋支用，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武宗海山命令陕西行省在上供之外，代朝廷向晋王支付一千锭赐钞，即属此类。另一方面，行省又成为唯一有权较机动地支配地方留用财赋的机构。按照朝廷的规定，行省可便宜支用一千锭以下的财赋。但是正额以外的羡余，行省官往往可以“百端侵隐，如同己物”。有的行省所掌握的“岁课羡余钞”竟多达四十七万缗，甚至可以不上缴朝廷，却贡献食邑在本省的皇太子，以取悦权贵。从这种意义上说，行省替地方分留财赋的作用似乎并不算小。

与财政方面的作用略有不同的是，元行省在行政、军事。司法三领域内代中央行事或收权更为突出，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则相对弱化。这或许是元廷在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和特意安排所致。

行省对所属路府州县能够实施有效的行政节制和统属，而这种节制和统属又大抵是代中央行事的。首先，腹里以外路府州县的重要政务必须申禀行省。第二，行省有权临时差遣所属路府州县官员办理某些政事。第三，行省有权号令指挥路府州县的各项政务。

行省虽然得以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属中发挥承上启下和代朝廷统摄节制的作用，但是在行政的另一关键—一命官权或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