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银五十万两”；大德元年（1297年）正月“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省”；延祐四年（1297年）六月“给岭北行省经费钞九十万锭、杂綵五万匹”。

至元十年（1273年）闰六月赛典赤?赡思丁赴任前所赐白银二万五干两、钞五百锭，也属于云南行省设立之经费。以上朝廷拨给经费虽限于甘肃、河南、岭北、云南等部分行省，时间上却囊括行省演化嬗变的前后两个阶段。这既可以看做是朝廷对部分行省的财政支援，也是行省作为朝廷派出机构在财政方门面的证据。设置目的各有侧重和半数左右行省经费由中央提供，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元行省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

（二）行省制度的权力和职能

行省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权力。由于行省性质的嬗变和代中央分驭各地使命的稳定性，行省在职能和权力行使方面也表现为主嬗要为中央收权，同时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

关于行省的权力和职能，《元史?百官志七》云：“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柳贯也讲，行省的职司包括“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禀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稽”。以上两处都涉及了行省的财政、军事、行政等事权，柳贯还谈到行省作为中央派出机构“外廷”的“谋议”职司，与路州等“庶府”及“兵民”的关系。以下从财政、行政、军事、司法等领域逐项考察行省的权力与职能。

对辖区财赋的综领督办和以行省为单位的上供留用，最能体现行省为中央搜刮各地财赋又兼替地方分留部分财权的功能。

元代各地的租税征收，主要采取路府总领，“府科于州，州科于县，县科于民”，逐级科级的方式。但是，在“腹里”以外的行省辖区内，路府州县的赋税征收，又需要受行省的综领和监督。首先，行省有权参与议定路府州县所掌的赋税数额、征收方式，也拥有对路府州县赋税额高低上下、此增彼减的调整权。对辖区盐、酒、金银、市舶等课税，行省也有节制、掌管、监督等权力。其次，行省还代表中书省接受所属路及直隶州的“上计”，上计稽考完毕，又需要“总其概，咨都省、台宪官阅实之”。岁终上计之外，路及直隶州有责任随时向行省报告财赋收入情况。发现累年“未申除钱粮，虚作实在，为数巨万”，也申报行省“销破”。上计和稽考财赋时，行省官员有权适当惩罚路州官吏。这就是柳贯所言行省“财赋之简稽”职能的基本内容。再次，大约在世祖末成宗初，各行省督办的钱粮赋税已有了数额方面的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