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10日，06:30，埃及亚历山大港，军用深水码头。晴，微风，气温22摄氏度。

亚历山大港的清晨，海鸥的叫声被极其刺耳的蒸汽起重机绞盘声彻底淹没。

这支由自由法国战舰护航的庞大运输编队，带着浓烈的硝烟与重油气味，缓缓靠泊在亚历山大港的五号深水码头。经历了比斯开湾的惊涛骇浪与地中海海域的水下围猎，这支舰队的每一寸钢铁都透着疲惫与凶悍。

庞大的“敦刻尔克”号战列舰那标志性的四联装主炮炮管高高扬起，直指埃及湛蓝的天空。

三万多吨的舰体上布满了厚厚的海盐结晶。

外围的几艘“空想”级驱逐舰状况更为惨烈，舰艏的防浪板被巨浪硬生生拍至变形，侧舷的装甲带上方满是短波巨浪极其狂暴地砸击出的严重金属凹痕，甚至连前甲板的几根粗壮的精钢护栏，都被风暴的恐怖伟力强行扭成了麻花状。

中东战区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上将，以及第八集团军司令理查德·奥康纳中将，并肩站在码头的防波堤旁。

海风吹动着他们身上笔挺的卡其色热带军装。

在他们身后，是一个连的全副武装的英军宪兵，端着李-恩菲尔德步枪，将整个码头严密警戒。

韦维尔的双手背在身后，手指死死绞在一起。

过去的十天里，他每天都在极其焦虑地等待着这批装备。

意大利第十集团军在西迪巴拉尼构筑了庞大的防御阵地，英军兵力处于绝对劣势。

他筹划的代号为“指南针”的全面反击战，现在唯一的筹码，就躺在眼前这些散发着海腥味的运输船底舱里。

韦维尔的想法与奥康纳不谋而合。

两名英军将领的视线完全越过了那些昂首挺立的法国水兵，死死锁定在正在下锚的四艘万吨级远洋运输船上。

沉重的橡木跳板刚刚搭上水泥码头，自由法国舰队司令让·苏尔上将便带着几名随行军官大步走下舷梯。苏尔的眼窝里布满血丝，制服的领口被海水打湿后又被海风吹干，结出了一层白色的盐霜，那是连续几天几夜在剧烈颠簸的舰桥上死盯海况熬出来的痕迹。

显然，即便是呆在敦刻尔克号这样的艨艟巨舰里，海上的日子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过的。

韦维尔迎上前，皮靴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的脸色紧绷，但没有伸出手，完全摒弃了迎接盟友时应有的外交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