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9日，23:30，埃及，亚历山大港，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部。

亚历山大港的夜风并不温柔。

它裹挟着撒哈拉沙漠的燥热沙尘、重油燃烧后的废气，以及地中海的高盐分湿气，令人窒息。

那是战争前夜的味道。

港口处于一级灯火管制状态，没有探照灯，没有导航信标，整个港区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这是为了避免纳粹空军和潜艇的偷袭。

但在微弱的星光下，依稀可以看见防波堤内那些庞大而狰狞的黑色剪影——那是大英帝国在地中海的脊梁，是维持这片海域不被轴心国染指的最后一道铁闸。

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diterraneanfleet）。

数十艘战舰静静地停泊在泊位上。

旗舰“厌战号”（hswarspite）那巍峨的上层建筑像一座钢铁城堡，耸立在平静的水面上。四座双联装15英寸（381毫米）主炮的炮口盖着厚重的帆布，在月色下投下长长的、如同墓碑般的阴影。

并不是在亚历山大港那栋有着空调和柔软地毯的岸上司令部里，安德鲁·坎宁安上将（andrewcunngha）此刻正坐在“厌战号”的司令官起居舱内。

脚下的钢板在微微震动，那是辅机和发电机运转传来的频率。

虽然这里的大床比不上岸上司令部那般舒适，但这里的空气混合了高挥发性燃油、油漆和火药的独特气息——那是战舰的味道，也是坎宁安最安心的味道。

这位六十七岁的老水手，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此时入睡，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夏季卡其布制服，领口的风纪扣解开了一颗，露出了粗糙且布满晒斑的脖颈，那是在几十年的海风吹打下形成的皮肤，像老树皮一样，干燥且坚韧。

他的手里握着一只已经熄灭的石楠木烟斗，大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斗钵边缘已经碳化的木纹。

虽然百叶窗被拉得严严实实，将亚历山大港的月光隔绝在外，但坎宁安依然能感受到这艘3万吨级巨兽的脉搏。不论对手是纳粹，还是那一群即将登台表演的罗马小丑，他都做好了准备。

只要一声令下，他更愿意用15英寸的主炮去和对方“谈判”，而不是外交辞令。

现在，他在等那个必然会来的命令。这是一种默契。尽管中间隔着几千公里，尽管本土已经告危，但他依然坚信，唐宁街的那位前海军大臣丘吉尔绝不会对地中海的局势升温视而不